大漠升起“红太阳”——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杨连堂

与原子弹相比，氢弹的理论与技术更为复杂。它是利用轻核材料实现自持聚变反应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据科学家研究认为，太阳本身在进行持续的热核反应。研制氢弹就是人为地在地球上实现太阳表面的热核反应过程，就是一个瞬时的人造小太阳。此项技术，国外严密封锁，我国的氢弹研制工作只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

早在１９６０年底，二机部就要求原子能研究所在氢弹理论方面做些预先研究，钱三强组织有关科研人员进行了氢弹的理论探索和相关技术准备。当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后，九所即将部分科研力量转向氢弹原理的探索中。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先后指示要加快突破氢弹技术的步伐。为此，二机部于１９６５年１月将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氢弹理论研究的３０余名科研人员调往九院理论部。同年２月，中共中央任命九院院长李觉任二机部副部长，以强化对九院的领导。九院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摸索，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并制订出研制氢弹的工作大纲。同年８月，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获中央专委批准，并要求各部门给予积极支持，分别做好有关工作。

工作安排虽然定了下来，但是核材料的建设赶不上氢弹研制的需要。九院决定绕过原来的设计方案，采用相关核材料代替，闯出氢弹研制的新路。

１９６５年９月底，九院理论部的科技人员赴上海利用国庆节计算机空闲时间进行理论模型的模拟计算，在对不同模型模拟计算过程中，发现了可造成自持热核反应的关键，从而提出了第二种氢弹理论方案。１２月８日，在有关科学家讨论会上，专家们确认了第二种方案的可行性，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第二天，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李觉参加由吴际霖主持在２２１基地召开的突破氢弹两年规划会议。会议决定：突破氢弹，准备两手，以第二种方案为主，同时不放松第一种方案。据此，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报告》，提出１９６６年底前后进行一次第二种方案的原理核试验，１９６８年进行氢弹试验。中央专委会同意这一规划，指示二机部就此制订具体措施。

遵照中央专委的决定，二机部抓紧部署。当时有４个型号核武器的研制任务，头绪多，时间紧，任务重。九院精心组织，采取交叉作业的方法，保障研制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就氢弹攻关而言，采取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做含有热核材料实验，以掌握热核反应规律；第二步做氢弹原理试验；第三步做氢弹试验。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５日，第一发试验产品全部加工装配完毕，等待试验。这次试验，周总理批准，由地面试验改为空投试验。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试验在２１基地进行。此次试验获得了热核反应的实测数据，达到了预期效果。

接着加紧氢弹原理试验产品的研制攻关工作。这是关系到按第二种方案研制氢弹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央专委决定，这次试验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进行，用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备用的铁塔进行地面试验。聂荣臻受中央专委的委托到现场指挥了这次试验。１２月２８日，试验按计划进行。试验结果表明，第二种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根据这次试验结果，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按第二种技术方案研制可以直接上导弹的氢弹头。

氢弹的核部件形状特殊、精度要求也较高，加工难度很大，还要突破热核材料成型、加工、涂层保护几大难关。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配合，终于战胜了这些困难，保质保量地生产出合格产品。

正在氢弹攻关的紧要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职工分成相互对立的两派，“武斗”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氢弹攻关的顺利进行。为此，毛主席签发电报，责令２２１基地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时尽管群众情绪严重对立，但对科研任务没有人敢怠慢，不同心也要协力。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克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干扰，同月完成了研制任务，并进行了相关试验。这次核试验比前５次试验的当量要大得多，安全问题尤为重要。中央专委要求有关部门切实做好试验场区及周围地区群众的安全防护，做好烟云走向及剂量监测工作，确保试验万无一失。各有关部门按中央专委的要求，都十分周密地做了部署。５月９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第十八次中央专委会，全面审查了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试验准备的期限提前到６月２０日，现场指挥由２１基地党委负责，李觉参加领导工作。６月１２日，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听取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周总理提醒大家，必须认识试验新的特点，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委派聂荣臻赴现场指挥，场外工作由周恩来、李富春和罗舜初直接领导。按照周恩来和中央专委的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兰州军区、卫生部、铁道部，按分工各自做好了以备不测的准备。周总理又逐项检查上述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６月１６日，聂荣臻到达核试验现场主持试验工作，商定正式试验时间定于１７日８时整。试验开始了，徐克江机组驾驶轰６甲型飞机携带氢弹飞向靶区，在靶标上空瞄准投弹。这一次因驾驶员心情紧张，投弹前没有把弹仓启开，弹未投下。试验委员会立即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在北京当即决定再次进行投掷。于是飞机在空中飞行了３圈，２０分钟后，氢弹离仓，准确投向目标，降落伞携带着氢弹缓缓降到距地面预定高度爆炸。经过周密部署，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了！提前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１９５８年６月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试验成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立即发出贺电，祝贺这一伟大成就，向干部、工人、科学家、解放军表示慰问。贺电指出：这次试验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使中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再一次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中国“氢弹制造一开始就选准独特的技术路线”，公认中国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