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先生治学的教诲

自１９５８年起，我与王承书先生同室工作将近２０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彼此非常了解。王承书先生对自己要求之严、对人之宽容都是无可挑剔的，这里要回忆的是她在工作和治学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二三事。

王承书先生是搞理论物理的。她在进入铀浓缩技术理论物理研究工作领域前，曾从事气体分子运动理论方面的工作。钱三强先生请她开拓这个领域，无论是从专业还是从为人方面讲都选得太对了。当时我们接手这项科研工作时，迫切需要先解决铀浓缩技术的工艺与工程方面的难题，而不是基础理论问题。王承书先生参与工作不久，就对她领导的理论组成员提出了一个要求：搞理论工作不能从理论到理论， 更不能满足于推演数学公式，而是必须要做到数学建模结合物理图像， 最后能以物理图像来解读理论结果，这样的理论对工程技术的实践才有指导作用。数十年里，她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个指导思想，造就了一批工程技术领域中使用这样一种工作方法的理论工作者。

我是搞实验物理的，往往关注的是具体数据，实验不成功，就换一个参数条件，有时不免有点随机性。后来我们注意了理论与物理图像的结合，既重视理论参数对物理的指导意义，避免了物理实验的盲目性；又重视实验数据对理论模式的反馈作用，避免了理论的局限性，从而做到了事半功倍。现在看来，这些思想似乎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如此考虑问题，却非常不易。

在工作安排上，王承书先生一直要求我们，能“并联”完成的工作任务就不要“串联”起来干。这不但可以争取时间，而且也是科研工作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每个课题之间本来都有内在关联，不可能一刀划请，后一课题的某些结果可能要修改前一课题的内容，课题之间如果能提前交叉进行研究，可以既省时间又省钱。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研究的一些科研项目是只要一立项，经费就立即到位。而改革开放以后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项目立项的程序做了调整，另一方面是经费虽一次批准，但下拨却需要分段，有时后一阶段研究题目的经费不能及时下拨，要影响科研的进行，形成了所谓“串联搞科研”的现象。回想王承书先生提出的“能并联就不要串联”的工作方法，对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科研单位的工作安排，也仍很有启发借鉴作用。

王承书先生对科研论文和课题总结报告的编写也有很严格的要求。她的首要要求是语法和逻辑性。审阅论文报告时，当看到其中有些因果倒置或有因无果、有果无因的错误语句结构时，她总是批评说，这种错误至少说明你自己没有完全弄明白，或者你自己思维混乱，说明你的语文语法不及格。她甚至严格要求到连文章中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她还非常重视科学论文或工程文件数据的数量和单位的准确写法，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误差分析。有时我们感到她过于苛刻了，但凡是经受过她这种一丝不苟科学训练的年轻科研人员，后来都深深地感到这种科学作风是扎实的基本功，是受用一辈子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