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退出杜布纳联合核子所

曹 经

在俄罗斯莫斯科州最北端，平静的伏尔加河和白桦红松簇生的森林环抱着一座著名的国际科学城，这就是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代表，于１９５６年３月在莫斯科签署协议，组建联合核子研究所。１９５６年秋天，该所成立。在联合所建所后的九年内，我国共派去１３０多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曾任该所第二任副所长。老一辈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朱洪元教授、胡宁教授等都在此工作过，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何祚庥、丁大钊、方守贤等一大批中国科技工作者也都在这里工作过。这里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能粒子加速器，王淦昌领导的中国专家小组在这里经过数万次的实验观测，首次成功地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存在。

我于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５年受二机部派遣在该所工作。

中苏关系恶化

１９６０年，赫鲁晓夫撕毁协定，撤走在我国的专家，逼我国还债，两党互致公开信，展开论战。此后的几年里苏方继续单方面撕毁两国间原有的各种合作协议，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在杜布纳联合所，一些不明真相的苏联人也常同我们争论，还有少数人怀着敌意来同我们纠缠，和我国文革期间两派一碰面就辩论的情景很相似。苏方还对中国工作人员实行种种限制，包括对我国全权代表要求参观实验室也横加阻挠。１９６３年７月，苏联外交部竟然宣布我国杜布纳联合所党支部书记姚毅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将其驱逐出境。至此，中国人在杜布纳联合所正常工作已很困难。

邓小平说：“吹！”

１９６５年初，我国同苏联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多名存实亡， 我国许多驻苏机构都纷纷撤回。针对杜布纳联合所的问题，二机部向党中央作了请示汇报，等待中央决策。

１９６５年２月，我从苏联回国。到京后，二机部外事局让我参加一项特殊任务——处理同联合所的关系事务。

１９６５年３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４０１所副所长力一同志接到部办公厅电话，说一位中央首长要在家里召见他和部领导，要求火速前去，到达后才知道是邓小平召见。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出访非洲，邓小平任代总理。邓小平对力一等人说，政治局常委研究过你们的汇报了，我们在政治上绝不能与苏修同流合污，在经济上也不能再受他们的剥削了。联合所的问题怎么办？ 就是一个字：“吹！”

打姚毅这张牌

力一同志从邓小平家出来就直奔二机部外事局局长魏兆麟家。我们早已等候在那里。听了邓小平的指示后，我们都在想，怎样才能“吹”？ 说实话，要落实这一个字的指示，还真有些棘手。当时在杜布纳尚有４７位中国人，当然不可能说走就走。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在策略上还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时，力一告诉我们，在邓小平家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廖承志出了个点子：“打姚毅这张牌”。他建议让曾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姚毅同志去出席在四月初杜布纳联合所即将召开的一次非常全权代表会议。如果苏方让姚入境，则表明他们承认过去驱逐姚是错了。如果苏方拒绝姚入境，我们就以苏方拒绝我方合作为由，宣布退出联合所。

时间紧迫。一封急电把正在河南参加“四清”的姚毅调遣回京。四月初，姚毅登机出发了。当天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了电讯：我国派姚毅出席联合所非常全权代表会。

我们在北京静静等候苏方的反应。两小时过去了，十小时过去了，从边境，从莫斯科都未传回姚毅被拒绝入境的消息。在非常全权代表会上，姚毅义正词严地指出了苏方独霸联合所的种种行径，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现状。会后，姚毅平安返回北京。于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召集我们到中南海小礼堂，再谋下一步良策。

起草发言稿

中南海会上决定，将在六月初联合所举行的成员国全权代表会上表明我们退出的态度。为此，首先要准备好我国全权代表的发言稿。发言要揭露苏方独霸联合所的行为，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合理建议。如果苏方继续以老子党自居，不接受我方的建议，说明苏方并无合作诚意，我国当然必须退出联合所。二机部外事局把起草发言稿的任务交给了我和九院的曹国祯。

为了写好这篇发言稿，我们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研究了我国当时的对苏政策，又多次到国家科委、外交部、中南海请示汇报。文稿写成后经过反复修改，再由二机部外事局和国家科委外事局联合初审后，送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最后审定。当时曾有一段小插曲，原稿中有一段这样的内容：苏方把持联合所九年中，开支帐目不清，应组织专人去联合所查帐，并要求苏方退赔。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受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套用了 “四清运动”的政策。余司长看稿后风趣地说：“四清只在国内搞，不必搬到苏联去啰，也用不着叫苏方退赔，只要提出查帐就够扫他们的面子啦！”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发言稿就算最后定稿了。

１９６５年５月下旬，国务院任命力一同志为我国全权代表，率团前往杜布纳参加全权代表会。

宣布退出联合所

在１９６５年６月初召开的杜布纳联合所全权代表会上，力一同志的发言列举了苏方独霸联合所的八大问题，提出了六条改革措施。发言指出，在联合所成立后的９年中，所长、行政所长、各研究室主任等重要领导岗位均被苏联人把持。发言认为，领导岗位应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每届任期亦为９年，下一届由中国来担任，届满后，再按各国国名第一字母顺序，分别由其它成员国轮流担任。同时，发言还提出要查帐等等。但苏方对我代表的发言置若罔闻，在１９６５年６月６日大会的闭幕式上仍然企图强行通过他们起草的不平等的“决议”。就在会议执行主席刚要宣布对“决议”进行表决那一瞬间，力一同志不失时机地站起来郑重宣布：中国退出联合所！从１９６５年７月１日起，中方不再承担对联合所的任何义务。当我翻译完最后一句话后，力一对各成员国代表说了一声“再见”，就带领着１２位中国人退出了会场。我国代表的果断退出使各国代表十分震惊，当我把我国的退出声明文件分别放在１２个成员国的小国旗下，最后走到会场出口时，回头一望：会场上一片寂静，还没有回过神来的各国代表都在发愣。

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７日，我国在杜布纳联合所的全体工作人员乘国际列车离开莫斯科，并于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３日回到北京。在火车站受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等领导的热烈欢迎。后来，国防科委主任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又在北京科学大会堂接见了全体回国人员。

从此，我国和杜布纳联合所的关系完全中断。

曹经：１９５６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物理系，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由二机部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１９６５年初回国，留二机部外事局协助处理对杜布纳联合所事务，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到四川乐山参加三线建设，先后任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计算机研究室主任、院科技委常务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