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 老 照 片 的 回 忆

张宗安

在我的面前放着一张老照片，上面清楚地写着一行字迹：“二机部十二局幼儿园大班第六届留念 １９６５．７．１５。”转眼近４０年啦！我凝视着这张年代久远的照片，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制止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的领袖们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创建中国核工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从那时起，成千上万的各路精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投身到伟大的核事业中，我的父亲张大本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浙江余姚人，１９２２年出生， １９４６年在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创办的天津塘沽永利沽厂（即现在的天津碱厂）参加工作，从值班技术员、工程师、生产技术科科长一直到纯碱车间主任，他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一道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难题，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时，父亲拟被抽调去筹建青岛化肥厂，与此同时，二机部也向他发出了召唤。他二话没说便投身到创建中国核工业的队伍中。当时是１９５８年，我还是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父亲就离开我们、离开他所熟悉的化工厂，到北京二机部十四局报到，之后又奔赴祖国大西北戈壁荒漠担任了核部件冶金加工分厂的第一任总工程师。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对父亲的印象是很肤浅很朦胧的，甚至可以说父亲对于我是一个既亲切又陌生的人。

１９６４年我们举家搬迁到了北京，住在海淀区花园村３号楼。妈妈把我送进了位于车公庄大街郝家湾的二机部十二局幼儿园。在幼儿园里还有几个小朋友的父亲也和我的父亲一样在大漠核城工作，每当我们小朋友之间议论起自己的父亲时，总是按照大人们教给我们的口径很自豪地说：“我爸爸是做保密工作的！”其实那个时候，对于我们的父辈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真是一无所知。

爸爸极难得回一次北京，即使回来也都是来去匆匆。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忽然听到开门声，回头望去原来是爸爸从戈壁滩回来了。我高兴地扑过去，爸爸也一把抱起我，用他那浓密的络腮胡子在我的脸上一阵摩挲，扎得我直叫唤。放下我后，爸爸说：“你快到机关去告诉妈妈我回来了。”我连蹦带跳一溜烟地跑到妈妈的办公室，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妈妈说：“你先回去吧，等我忙完了马上回家。”在机关大门口我遇到了姜圣阶伯伯的秘书小李叔叔，我告诉他我爸爸回来了，他听说后高兴地领着我三步并两步地赶到我家。打开房门，咦！爸爸怎么不见了？正在我们纳闷时，忽听“嘟！”的一声，从妈妈房间的大壁橱里跳出一个人来，我们定睛一看，发现是爸爸。原来爸爸以为是我和妈妈回来了，特意开了个小玩笑。小李叔叔握着爸爸的手说：“张总，您来的正好，姜总还在开会呢！”爸爸忙说：“那好，我这就去向姜总汇报。”说着俩人便急匆匆地走了。

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父辈们正在做着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情。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们的关心支持下，父辈们不知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通过了多少次试验检验，攻克了多少个技术难关，按时保质保量地交出了合格产品，圆满地完成了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

那是一个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时刻！

许多年后，父亲曾经深情地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日子。他说，尽管当时我们紧张劳累、条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世界是充实饱满和幸福的！父亲作为中国核工业创业者中的一员，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核事业倾注了他毕生心血，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尽了他应该尽的力。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也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他曾经先后两次代表大漠核城的共产党员出席甘肃省党代会；他曾与许多为研制原子弹作出贡献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专家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接见。１９６６年３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余秋里、蔡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当邓小平一行来到核部件冶金加工分厂时，按照总厂领导的安排，由我父亲为邓小平等领导人戴上防护口罩，穿上白大褂，并陪同参观，还就原子弹核装料部件的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和讲解。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近３０年了，但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创建中国核工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自强不息、无私奉献、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为中国核工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新的腾飞、再创新的辉煌贡献力量！

张宗安：浙江余姚人，１９５７年出生于天津市塘沽区。１９７６年在八一四厂参加工作后做过电焊、继电保护等工作，１９８６年调入秦山核电公司从事财务工作至今，现任秦山核电公司财务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