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草原创业初期

于刚德

1958年底，我由全国总工会中国公路运输工会调至二机部，被通知到九局报到，李觉、吴际霖等领导约我谈话。其实我同李觉早在1953年就认识了，他当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我是全国总工会驻西藏工作组成员，在拉萨见过面，曾共同商议筹建康藏公路、青藏公路等事。这次谈话后,李觉通知我尽快到草原筹建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我二话没说，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只身前往青海。临行前，我匆匆把家从北京三里河迁到花园路，住房由三间变成二间，全国总工会配给的家具也没带过去。从接到调令到搬家,只用一周就办完了所有的事情。

l959年1月底,我带着几位医生、护士坐火车前往西宁，在西宁宾馆休息了两天后乘一辆卡车前往海晏。我曾到过拉萨，对藏区比较熟悉，但50年代海晏的荒凉仍让我感到意外。海晏县城只有几十间土坯平房，连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县委驻地仅是几间平房围成的一个院子。县委书记是一位老干部，他让我们把帐篷扎在县委院子里。就这样，前几个月我们一直住在县委院子里。

基地选址在距西宁一百多公里、距海晏县三十多公里的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那里邻近青海湖,水草肥沃，牛羊成群。基建指挥部考虑，在基建民工到来之前，首先要把医院建起来，保证施工队伍的医疗救护。北京来的医生、护士利用几间破房子建起了临时诊所，医疗条件虽然简陋但能应急。不久，大批基建民工陆续开进草原，还有由部队成建制转业而组成的建筑公司。人多了，草原上搭满了帐篷，从早到晚都在施工修路、盖房子。后来，工程兵部队调来一个汽车团，医疗设备也慢慢添齐了。

草原海拔3000多米，冬季气温最低达零下40℃。高寒缺氧，许多年轻人都感到不适应，头疼、呼吸困难、喘不上气。1959年，宋任穷部长冒着凛冽的寒风到草原视察，他虽然年纪比较大，但仍忍受着难熬的高原反应，一呆就是一个星期。宋部长同工人、干部座谈，在帐篷里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与大伙儿同吃同住，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这位老红军、老革命亲临草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1960年，全国遭受自然灾害，草原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当地除了藏民种的少量青稞外没有别的农作物，粮食全靠汽车从外面运进来。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月22斤，都是连皮带糠的谷子，除此之外一滴油、一把青菜都没有。开始，藏区百姓杀羊杀牲口，不吃的内脏都扔掉了，我们就分头去捡，洗干净后煮着吃。后来牛羊都被吃光了，有的民工实在饿极了，就跑到藏民种的青稞地里偷吃青稞。当时李觉同志也在草原，他动员大家想办法自救，解决吃饭问题，并亲自拿枪打黄羊。我在医院则动员大家种土豆，然后每个人发棍子到草原打兔子，让肚里有点油水。后来我们种的土豆收获了，医院的同志才没挨饿。其他单位争着要我们的土豆种子，在草原上推广种土豆，以补充粮食不足。

1962年，铁路由西宁修到了厂区，聂荣臻元帅号召各大军区支援西北基地建设，由各军区部队支援的黄豆、粮食陆续送到草原，才算缓解了缺粮挨饿的局面。想想当年那么困难，我们都能坚持下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种精神，为了造“争气弹”，心里憋着一股劲，这样咬着牙就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