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１９９１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分配至四○四厂从事核化工工作； ２００２年被任命为原中核四〇四总公司第三分公司高级工程师、副经理；２０１０年４月，被聘为中核四○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为中核四○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第三分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０年以来，先后荣获甘肃矿区、四○四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先进科技工作者等十余项荣誉称号；２００４年荣获中核集团劳动模范荣誉称号；２００５年，获政府特别津贴；２００６年３月荣获中核集团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２００６年５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２００６年９月，获得国防科技工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这天，王健从四○四中试厂走出来，“终于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了。”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热调试终于生产出了首批产品。王健爽朗的笑声在厂房久久回荡，尽管他已经在热调试现场连续坚守了70多个小时。

　　中国乏燃料后处理中间试验厂肩负着发展中国后处理事业的使命。在四○四，中试人成为最骄傲的称号。王健就是其中一位。

　　从最初的一名普通员工到现在的四○四公司副总工程师，核城对于王健来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怀。在这里，他记不清自己做过多少次的试验，失败过多少次，又成功过多少次。一路上，有过艰辛，有过困惑，可他从没有犹豫过。他知道，是戈壁滩的这片热土养育了他，培养了他，成就了他。热调试的成功才是个开始，还有更多、更重的任务在后面等着他，需要他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他的信念随着中试厂的成长、发展而更加坚定。

    ■ 科研：永不懈怠

　　上世纪90年代，高放泥浆的处理处置研究在我国尚属空白，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进行了冷试验。仅研发它的取样模拟系统，国外就用了近20年的时间。

　　为了突破这项技术，四○四选拔多名科研技术骨干与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联合组成了“高放泥浆非α试验”课题组，王健是其中的一员。

　　1996年，试验正式启动，王健和课题组人员广泛分析了国外高放废液处理处置的先进方法，大胆提出摆脱国外按部就班的处置方法，直接研制泥浆取样系统。那时，在王健和同事们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把倾注了四○四全部心血和拥有无限“商机”的项目尽快尽早贡献给国家。

　　经过大量调研和多次模拟试验，1999年12月，王健他们完成了高放泥浆非α探索性研究试验，前后进行了4次取样。结果证明，取样系统安全可靠，方便快捷，可定位定量，能完全应用到泥浆取样工作中。

　　2000年11月，“高放泥浆非α试验成果”填补了我国高放泥浆研究方面的空白。由王健组织编制的“高放泥浆贮槽泥浆取样系统研制及应用报告”也获得四○四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他也因此受到了业内的广泛好评。

　　2002年，王健主持“1AF料液体积精确测量”试验，这又是一项技术难度相当高的课题，也是一个属于国内首创的项目。

　　凭着多年的经验和扎实的专业技术功底，王健创新思路、积极钻研，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他主持编制的最终试验流程与技术方案，一次通过了专家评审。

　　随着试验的深入，他们取得测试数据3000多个，攻克许多关键技术难点，最终成功地将传统的测量方法——吹气法，应用于1AF料液体积精确测量上，为中试工程的应用提供了可靠的参数和依据。

    之后，像这样的试验还有很多。不过，执着的科研态度，让王健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不少荣誉。“我来到四○四，就是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我的青春和能力奉献给四○四这片土地。”

    ■ 调试：最后一个离开现场

    2004年1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一，核城人沉浸在新春的华彩与祥瑞的气氛中，享受着团聚、天伦之乐。可是，在后处理厂房内，王健正带领着调试队员们打响了新年里一场设施调试的攻坚战。

　　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决心，就是与时间赛跑，向着一个目标冲刺。谈起当时调试的情景，年轻的女调试队员刁妍红记忆犹新：那次的任务十分明确而且紧迫——201子项所有的设备排查、标识工作必须在1月27日之前完成。短短5天的时间里，五万多米长的管道、八百多台（套）设备，要在他们的手中被一一标识。

　　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王健和他的队员们没有畏缩，仔细核对着管道、设备的型号，标识着管道中流淌的工艺介质，填写着管道标号。1月25日，他们比计划提前两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月26日，春节气氛正浓时，王健已带领调试队综合组开始了调试队管理程序的编写工作，起草、修改、编制、审订、报批，整个组的工作节奏没有因为放假而打乱。春节过后，编写完成的9份调试管理程序就下发到了各个专业组实施，为整个调试工作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管理保证。

　　戈壁的二月，冬日的寒意尚未退去，大地依然冰封，而王健和他的队员们已经掀起了大干的热潮。

　　201子项主控室，人们称之为后处理设施的“大脑”。六千多个控制点的电缆线密密麻麻地从四面八方深入到主控室，就好像是人的大脑神经，每一对都要接到合适的位置，否则“大脑”便会发生错乱。

　　接线、校线是一个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那时，王健和他的队友们就好像着了魔一样，图纸不离手，连吃饭也在想着工作。手被电缆线磨出了泡，简单包扎后，马上又投入工作中；泡磨破了，流出鲜血，贴上创可贴继续工作。

　　在调试的关键时期，王健连续三天三夜奋战在工作现场，仅仅睡了2个小时。有一次，他发高烧几天不退，单位让他在家里休息。可当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打电话要求上班。单位不同意，他就说：“赶紧让我回去上班，在家里我只会病得更厉害。”

　　那年的7月，201工艺流程全面进入调试阶段。由于时间紧迫，王健将所有人员调成白、夜两个对调班，即人员只要到岗，12个小时必须坚守岗位，有时遇到特殊情况，24小时连轴转。

　　即使这样累，可只要出现在调试现场，他却总是精神抖擞。王健忘我工作的精神感染着调试队的每一位成员。

　　辛勤的汗水获得了回报。最终，201子项二、三、四、五、八工段水试流程全线贯通，调试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

　　最艰难的还是在热调试的起步阶段。在刚进行热调试的时候，王健几乎是寸步不离厂。累了，就在办公桌上趴一会儿；饿了，就泡一碗方便面凑合一下。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0余天。

　　进入到放射性热调试后，整个工作非常困难。当时，很多年轻人对首次接受放射性调试都有一种惧怕心理，有些员工甚至辞了职。这一次，身为副总工程师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没有作过多的解释，而是带头坚守在调试现场。有一次，系统调试发生异常，大家都非常紧张，他第一时间赶到主控室，果断下达清洗检查命令，并提出整改方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汗水浸湿了他的帽子和衣服，就这样，从发现问题到最终解决问题，总共历时70多个小时，而他也坚守了70多个小时，最终系统恢复稳定运行。

　　“在调试现场，随时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好像铁人一样从不休息。”参加热调试的队员都有这样的印象。

　　在他的影响下，所有调试队员重新认识了热调试，排除了惧怕心理。也是在他的带领下，中试厂成功生产出首批产品。

    ■ 管理：事事亲力亲为

　　作为后处理工程生产准备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王健从2001年开始，组织人员进行运行许可证和核材料许可证的申请工作，一直到2009年投料热调试许可证的颁发，他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懈怠。

　　在没有任何借鉴经验的情况下，依据调试阶段积累的几十万个数据和许多宝贵经验，王健带领技术骨干组织编制了运行质量保证大纲、调试方案、应急预案、核材料许可证申请基本文件和支持性文件等，并组织审核最终安全分析报告、环境影响报告；

　　组织并参与各个文件项目的审评对话工作达几十次，组织实施解决并回答审评人员提出的问题几千个；

　　组织编制应急演习方案，并成功组织了四次应急演习，得到了国家核安全局和国防科工委的充分肯定；

　　先后完成了乏燃料后处理设施各主要工艺系统及配套支持系统的单体调试、系统调试，水试、酸试及冷铀调试等项目。

　　“目前，中国的后处理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专业人才缺乏。我希望尽我所能，想方设法留住这些高学历人才，为他们搭建一个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也为后处理事业做好人才储备。只有众人拾柴，才能点燃后处理事业的希望。”他常这样说。

　　作为后处理事业的带头人，王健不仅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业绩广受大家的好评，更重要的是，他为了中国后处理事业的发展而鞠躬尽瘁的精神感召着所有后处理人，影响并带动着年轻的后处理人继续创造新的辉煌。王健的悉心教导让他们健康成长起来。

　　“核城十大优秀青年”吴涛，第三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2003年毕业分配到第三分公司，入厂短短7年时间里，参与了中试工程的建设与调试工作。通过项目的磨练，吴涛已经从最初的一名普通大学生，成长为可独挡一面的技术能手。中试厂里，像吴涛一样通过项目成长起来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就是中国后处理事业的希望。

　　戈壁滩依旧变化无常，时而宁静，时而风起云涌，但是中国乏燃料后处理中间试验厂一直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在王健和所有中试人的艰辛努力下，中国后处理之路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如今，中国后处理事业已经起步，而这条路，也将在王健的脚下继续延伸……（高艳梅）

　　其二是一次通过战略。即乏燃料经过冷却、包装后作为废物送入深地质层处置或长期贮存。该战略特点是费用可能较低，概念简单，无高纯钚产生，核扩散风险低。但缺点是废物放射性及毒性高，延续时间长达几百万年。目前没有工业运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