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的一天，刘正林喜气洋洋地走在公社的小土路上。那天起，刘正林从一个农村娃变成了工人老大哥。
40年后，一个初夏的午后，刘正林在包头繁华的路边对记者解释着城市经济的概念。在他的身后，是刚刚落成的二○八科技楼，楼顶上“中核集团二○八”几个大字在阳光下发出夺目的光彩。
此时此刻，以他这个位置为原点，在向南200多公里的草原上，二○八的钻机正准确地向地壳深处钻探；在向北300公里的图古日格，破碎锤正把一块块金矿石击成粉末；在向东1000公里的松花江畔，地质工程师正仔细检测着刚刚取出的岩芯；在向西3000公里的新疆克拉玛依……在祖国的山水之间，核工业二○八人正在紧张忙碌着。“十五”以来，二○八大队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为国家找到了超大型和特大型砂岩铀矿床，并且每年都为国家增加数量可观的铀资源储量。而此时，刘正林也正实施着他“一个主业、二个主体、三块经济”的发展思路。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二○八正向着“10亿元户”大踏步迈进。
从笔杆到钻杆
1972年,公社要找他回去当老师,到底是要握笔杆还是握钻杆，刘正林犹豫了好一阵子，但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了核工业。这也让二○八大队很幸运地留住了一位未来的领军人物。
高中毕业后，不到20岁的刘正林是当地绝对的才子，也有着一份与名声相称的工作——公社宣传员，负责写个标语刷个语录什么的。1970年的春天，一个从天而降的好事“砸”到了他的头上：一家中央单位招工，要求必须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除了政治可靠，还要有文化。根据各方的评定，刘正林成为所在公社唯一被推举的幸运儿。
这家企业就是西北182大队，现在核工业二○八大队的前身。当年182大队在刘正林的县共招到了20名职工，最后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还退掉了几名。
刚进入企业的刘正林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地质队的艰苦，当看到每个月的工资由原来的8块钱涨到了32块钱时，幸福的满足感就会从心里油然而生。不过现在让刘正林回忆当时的艰苦，他已经不愿意提及。“无非都是一样，粮食有限，在山里几天有时吃不上饭，只有去工作的人才可以吃，不工作的就赶紧睡觉，在梦里，也许会有满桌的饭菜……没有汽车，所有钻探设备都要肩扛手提，走过几个山头……” 在他看来，这些都已过去，而对于我们，却能从他的言谈中体会当年核工业人踏遍山河的万丈豪情以及为国防默默奉献的无私精神。
刘正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入队后不久就显现了出来。“我要掌握技术超越别人，要成为这个地方的能人。” 爱争先、也善于学习的他有了明确的目标，也就有了动力。当时并没有系统的地质书籍，刘正林除了跟师傅学习之外，就是靠自己细心地观察和总结。不久他就掌握了钻机的操作技术和技巧，对地层结构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的这种爱观察、勤思考的习惯对他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转正后，刘正林被破格提拔成为一名班长，他也没有让人失望。在当班长的4年中，他所在班的进尺、速度、质量、事故率的综合排名始终第一，连续被评为“先进班”。1980年，刘正林成为机长，负责整台钻机方方面面的工作，在随后的5年，他的这台钻机又连续排名第一。“我的进尺比第二名多出来的不只是一点，至少是三分之一，别人2000，我就是3000。”刘正林现在说起这个的时候，依旧很骄傲。
对钻机的技术性能和机械结构了如指掌是刘正林能取得骄人成绩的先决条件。在他当机长的时候，能达到“知道这台钻机能有几个螺丝”的程度。当时没有通信工具，山上机器如果坏了，跑回来报告事故情况就要走一个多小时，而刘正林则能根据描述的情况，判断设备哪里出了问题，然后直接备好材料送到山上。如果没这个能耐，那就只能派技术人员到山上看钻机哪里出了问题，回来后进行分析，然后再派人运送材料进行维修，这就要耽误很多时间。刘正林的胆量和信心也在那个时候慢慢显示出来，遇到卡钻，别人需要3～5天才能把钻头取出来，而他只需要8～16个小时。“我采用的方法简便，也打破了常规，但同时操作时需要非常精细，危险性也很大。当然这些风险都是可控的。”
1972年的时候，在刘正林来到地质队的第三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公社要找他回去当老师。到底是要握笔杆还是握钻杆，刘正林犹豫了好一阵子，但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了核工业。这也让二○八大队很幸运地留住了一位未来的领军人物。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取了西安矿业学院。由于家里已有两岁大的孩子，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成了他一直不能忘怀的遗憾。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边工作边学习。1996年，他通过自学，参加成人高考，取得了包头钢铁学院经济管理系大专文凭。
责任与担当
在没有地勘任务的一年里,刘正林没花大队一分钱,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保住了一支找铀队伍。
1988年开始，全国地勘任务下降，二○八大队全年拿到的任务仅仅是3000米。任务量减少代表着国家下拨的事业费也将随之下调，这是当时二○八大队一年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下调后的事业费少到连发工资都不够，刘正林所在的一工区更是一米的任务也没有拿到。那年的冬天，大队不得已做出了解散工区的决定。
说起当时的艰难，刘正林语气沉重，“我和工区的领导班子一起向大队建议，要保住这支队伍，等待机会，重新找到奋斗的方向和机遇。”
那天晚上，刘正林站在职工最前面，望着一百多号人的队伍，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操着带有陕南口音的普通话，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的找铀工作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任务没有了，但是我们这支找铀队伍不能散伙，将来还有为核地质出力的时候。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不靠天、不靠地，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我保证，不要大队一分钱，一定要保住我们这支找铀队伍。”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是刘正林从小就养成的倔犟品格。“其实他根本不用这样做”，当时的一工区工人，现在的图古日格金矿王副矿长告诉记者，“这就意味着他自己把压力承担了下来。当时全工区有将近200人，养活这么大家子人并不容易。”这年春节，刘正林没有回家，而是在方圆几百公里内联系业务，伴着孤寂的戈壁荒漠度过了春节。
1989年3月，一个没有地勘任务的地质队开始了四处找活的日子。刘正林的第一单“生意”是为当地交通局做的。当地要修公路，刘正林得知后马上找到相关领导，软磨硬泡把项目拿到了手。最后，这 5公里公路挣了23万，也成了整个工区的第一笔创收。
刘正林的工区所在地达茂旗有3万人，吃菜很困难，很多人都是趁着串亲戚的机会从外地买几斤菜回来。刘正林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找到了当地政府，并且把话说的滴水不漏，“我们队伍在这里时间也不短了，看到当地居民没有菜吃，很着急。我们有车，还有些富余的职工，要是把他们发动起来，可以解决当地的吃菜问题。”当地政府对刘正林的建议非常感兴趣，特地批了块地方让他搞菜市场。于是，几天的功夫，职工们就盖起了活动板房，全部喷上漆，显得整整齐齐。菜市场的开张在当地引起轰动，每到中午晚上下班的时候，很多居民都过来买菜。“我也曾在那卖过菜，收过钱，帮着拿货和送货。除此之外，我们还养了猪和羊，解决了职工的吃肉问题，年底时还能分点福利。”
就这样，刘正林根据职工各自的特长对每一个人作了妥善安置。一场自食其力、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生产自救活动在这一百多号人中展开。而刘正林则每天在一辆破旧不堪的北京212吉普车中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穿梭在几百公里的戈壁草原上，到各个作业点协调指挥工作。一天下来疲惫不堪，身子一着床，酣声立刻响起。第二天起来他照样不知疲倦地踏上新的路程，继续为他的职工寻找出路。
就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刘正林保住了这支找铀队伍。一年下来，不仅没花大队一分钱，还略有节余。
黄金时代
从没有搞过选冶厂的刘正林居然打破了冶金行业的记录。1996年，新建成的选冶厂就生产黄金200公斤。
刘正林一边组织职工们进行生产自救，一边已经开始更长远的思考了。1988年，国家同意核地质队在找铀之外可以找金，于是刘正林在组织其他职工修路、养羊、卖菜的的同时，把主力队伍放到了寻找金矿上。“这是我们新的机会，找矿又是我们的老本行，无论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把地质丢掉。”
不过找金对刘正林是个新课题，但他的执拗和学习精神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到处去拜师学艺，向别人请教，很快掌握了技术，还从西北地勘局请来了技术人员传授黄金堆浸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八的第一克黄金就在他的手中产出，二○八的第一个黄金堆浸场就在他手中建成。通过三年的努力，刘正林他们上交了4吨的黄金储量，救活了当地一个金矿，为大队挣回300多万元资金。那是二○八队矿业开发的第一笔收入，也使二○八队的人们从矿业开发中尝到了甜头。
1995年，已经成为二○八大队副大队长的刘正林授命筹建二○八的金矿。这个矿位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图古日格，距中蒙边界不到30公里。刚来时，刘正林看到的是上千个淘金的小作坊，这些作坊凌乱地散布在地表，美丽的草原像起了一块块疮疤。看到这样的情况，刘正林立刻有了自己的想法——建一个正规的选冶厂，把这些小作坊淘汰掉。他的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同样希望有一个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对当地资源进行整合。
不过除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刘正林面对的就都是阻力了。首先是技术，他之前连什么是黄金选冶厂都没见过。于是他带领一帮骨干长途跋涉到山东招远、吉林长春拜师学艺，聘请技术人员，调研设备。
其次是资金，队里压根没有钱，而选冶厂需要500万。于是他求助银行，走负债经营的路，这也是二○八有史以来的第一笔贷款。
最困难的是大伙对风险的认识。建厂前，二○八大队找了些专家进行了评估，给出的最好结论是这个地方能开采一年半。但刘正林想的不是这些，用他的话就是“先建灶，把米拿过来，谁占了先机，谁才能有机会。”这其实是战略考虑，事后证明刘正林的这步棋有多高明。选冶厂建好后，还有三四家单位提出申请，但当地政府认为，既然已经有了二○八了，其他的没必要审批了。随后当地政府也开始清理那些滥采滥挖的小作坊，1999年后，二○八的图古日格金矿成了当地唯一的一家金矿企业。而在13年后的今天，这个矿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成为二○八乃至核地质名副其实的民品支柱。
不过取得的成绩都是后话，在建设中的艰辛却不能不提。刘正林每天和职工、民工一样早出晚归，一天下来泥土满身。在施工最紧张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几天几夜不能合眼，干馒头就咸菜是经常的事。一次刘正林因过度劳累病倒了，然而时间就是金钱，在连续几天高烧近40度的情况下，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指挥生产。王副矿长说，有一次工地有突发情况，正在打吊针的刘队长拔了针头就往外跑，针眼还滴着血。
1996年10月8日，仅仅97天，一座日处理矿石100吨的选冶厂就屹立起来，从没有搞过选冶厂的刘正林居然打破了冶金行业的记录。当年选冶厂就生产黄金200公斤，不但还上了贷款，而且有了盈利。在第二年，刘正林他们花了20天又把选冶厂的规模扩大到了200吨，再次打破了冶金行业的记录。
金矿对二○八起到的作用不能仅拿金钱来衡量。在1999年属地化的前后几年，地勘任务再一次下降到全年只有3000米的境地，然而二○八依靠着金矿，不仅实现了发展，更留住了人才，让二○八在后来的核电大发展中拥有了充足的人才和坚实的经济支撑。
情比金贵
为了全队的发展和全体职工家属的富裕，刘正林辗转拼搏，竭尽全力。“十五”以来，全队经济总量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职工收入以年均15%～20%的速度增长。
比黄金更珍贵的是刘正林对核事业的追求和心底里天生的那份责任感。
1999年4月的一天，刘正林与几位同志一起驱车去图古日格金矿。在出市区50公里的地方，司机为了躲避道路上的一群羊，造成汽车侧翻。当时坐在后排的矿业公司财务人员小高回忆说，她刚准备闭上眼睛眯一会，突然就感到猛烈的旋转，“我也记不清打了几个滚，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看到刘队长已经从前风挡甩了出去。”当时刘正林脑门碰到一块石头上，头皮撕裂了一大块，现在这块伤疤还留在头上，每当他笑的时候，伤疤还会显出浅浅的纹路来。
住院的第三天刘正林就在病房内召开了例行的队务会，时任中核财务公司总经理的孙又奇到二○八检查工作，巧遇这一幕。“这么重的病还在病床上布置工作，要注意休息。”孙又奇语重心长地说。
刘正林在医院呆着，但心却在工作上。队里工作这么忙，一向忙惯了的他，根本闲不下来，伤势稍好一点，就三番五次地要求出院。一天趁着医生不注意，他偷偷溜出了医院，此时他的身上还带着钢筋。汽车颠簸中，钢筋不时滑落出来，他咬咬牙忍着剧烈的疼痛把钢筋摁回去。车开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一阵。开车的司机动情地问他：“刘队长，您这是为了什么？”他强露出笑脸说：“没事，我就是想去看看。”
刘正林的这片浓情最终体现在了二○八的发展上。大队的铀矿主业自“十五”以来一直走在核地质的前沿，成为核地质行业的领跑者之一。铀矿找矿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每年都能发现新的铀矿床，每年都为国家增加数量可观的铀资源储量，每年都在续写着铀矿找矿史上的辉煌。
2005年，刘正林又提出了“一个主业、两个主体、三块经济”的“123”发展思路：“一个主业”就是把铀矿找矿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两个主体”就是将铀矿主业和多营发展产业建成两个彼此独立的发展主体，两驾马车并驾齐驱；“三块经济”就是主业经济、矿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大队的经济发展一年一个大台阶。“十五”以来，全队经济总量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职工收入以年均15%～20%的速度增长。2009年，全队经济总量达到6亿元，在职职工年人均收入达到6.5万元，在职职工人均住房面积达到50平米，全队经济赢得了“发展好、增长快、后劲足”的良好发展态势，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
在刘正林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为了二○八大队的发展和全体职工家属的富裕，我辗转拼搏，竭尽全力。为了追求思路的常新、视野的开阔、工作更有成效、业绩上新台阶，我每天都在思考问题，都在琢磨着怎样尽量站得高一些去看问题,为了大队的发展而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去工作。尤其在担任大队长的12年岁月里，我将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二○八大队的发展上，一切的感受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
这正是刘正林的真实写照，在十二五规划中，刘正林已经设定了新的目标，无论是找矿还是多种经营，二○八都将在下一个五年翻开全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