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组织上派我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工作,王淦昌老师当时是联合所副所长、杜布纳中国组业务负责人。在中国组经常举行的业务研讨会上,他渊博的学识、谦虚严谨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王淦昌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也使得我对他更加敬佩。
1965年,我回国后被调到二机部九院工作,从事核武器实验中近区物理测试工作,王老是分管近区物理测试工作的院领导。他工作非常深入基层。我现在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地下实验,当时准备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坑道也已回填到只留下很小的空间,等待着领导批准后就将它全部填完。王老听了汇报后,觉得“还是最后再进去看一看放心”。于是我陪着他再一次爬进了洞。他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检查,仔细询问他认为不放心的地方,最后才满意地说:“好呀!现在放心了!放心了!下面就等着试验的好结果了!”爬出洞口后,当时40岁的我已是气喘吁吁了,而当时的王老已经68岁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坐下来,坐下来好好休息休息吧!”
1975年那次核试验后,我和王老一起从试验场地乘汽车去往某基地,王老谈起了他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柏林大学当研究生时所接触到的那些物理大师,如盖革、迈特内、玻恩、米泽斯、海特勒、费兰克等。王老说:“我真是太幸运了,能在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黄金时代,在柏林、哥廷根做研究生。”他讲到了在听了博特和他的学生贝克尔发现用钋的α粒子轰击硼和铍发现了一穿透力很强的射线后,他当时不相信是50Mev以上的γ射线,想从菲利普师兄那里借云雾室对这种射线进行探测,但由于他的建议没得到老师迈特内的支持,而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一次,我们难忘的交谈不时被走在我们前面的大卡车上掉下来的白菜所打断,原来我们车的前面有一辆装满白菜的卡车,不时地从车上掉下白菜,这是从基地运到试验场地给参试人员吃的白菜,现在参试人员撤了,又把剩下的运回基地。一看到白菜掉下来,王老就坚持要停车,下车把白菜捡上来,他说:“这里吃点白菜不容易,要从好远的地方运来,不能浪费。”到了基地我们将捡到的白菜交给了厨房,王老还跟厨师开玩笑说“给我做一顿白菜吃!”
周总理去世后,王老非常悲痛。1976年清明节前,当他得知北京理论部的同志准备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并送花圈,他坚持冒着寒风和小雪,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去悼念周总理。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刮,闹得乌烟瘴气。有天晚上在他家里,王老大胆地说:“在什么批邓的会议上我从来不发言,喊什么批邓的口号我从来不喊,不举手。我看邓小平同志很好,有什么好批判的!中国再这么乱搞下去,真是没有希望了!”王老真挚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我!这是一个热爱党、热爱人民的科学家发自肺腑的心声。我们一直交谈到深夜,离开他家后,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入睡,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学术造诣高深、科学贡献巨大的老师而感到幸运,更为有这样一位忧国忧民、品德高尚的老师而自豪。
我调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后,和王老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他每天早晨6点钟和我一起从南区步行到北区上班,吃了早饭开始工作,晚上回来我还要向他汇报工作进展。王老要求我们尽快建设一台1兆伏80KA的电子束加速器,并开展强流电子束和靶相互作用中由于反常吸收会使吸收系数比经典值大100倍的实验,因为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电子束聚变将成为很有希望的一种途径。我们用五种实验测量从不同角度否定了日本科学家曾轰动一时的结论,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的实验做得最出色,并取得了一致的结论,即吸收系数的增强只有2到3倍。
我们工作的结果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原苏联库尔恰托夫所的粒子束聚变实验室主任斯米尔诺夫教授来院访问时感慨地说:“论设备和条件我们比你好,但你们的实验安排得很巧,物理思想好,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王老的日本朋友宫原昭教授参观后要求现场做实验,他看后感到非常高兴和惊讶,第二天他做报告时称赞我们工作取得的进展,并在黑板上用中文写了“中国和日本,九十步和一百步,彼此彼此” 。
1991年,在王老的领导和支持下,国际准分子激光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召开,国际上顶尖准分子激光科学家大部分都被邀请来参加了会议。王老以敏锐的洞察力对各个报告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建议,外国科学家对王老非常尊敬和钦佩。RAL的Mike Shaw博士多次跟我说:“王淦昌教授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年纪都那么大了,还聚精会神地听我们的报告,提出的问题都那么深刻、尖锐、有参考价值,在他面前作报告我可不敢有任何的粗心大意,我真佩服他!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啊!”
如今,王老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年了,但他崇高的形象和慈祥的笑容依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对周围同志的关心,对后生的厚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温暖着我们的心。用什么来纪念王老的百年诞辰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像王老在世时所要求的,用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实实在在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来慰藉我们敬爱的王淦昌老师!(作者为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先生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