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老师离开我们已近十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历历在目，他的科学造诣以及治学为人永驻在我们心中。在纪念王淦昌老师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深感有一件事必定要做，那就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回忆王老，叙述自己的感受和认识，以寄托对王老永恒的怀念和敬意。

　　1961年年底，我从苏联学习毕业回国，奉调参加九院工作，有幸在王老直接领导下工作。在这个群体里有唐孝威、胡仁宇、王乃彦等许多王老培养的出类拔萃的学生，我能亲身感受到科研群体里杰出的学术氛围和作风，接受熏陶，终身难忘。而王老师无疑是我最敬仰和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

    核弹先驱  功勋卓著。  正当王淦昌先生精力充沛地潜心驰骋于基本粒子的微观世界王国里时，由于党和国家的挑选，他的科学生涯来了个急转弯，奉命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于是他更名王京，隐姓埋名整整17年。1960年底，王老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奉调回国。1961年3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和钱三强找他谈话传达中央领导决定时，他迸发出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王老以淳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在科学生涯的转折关头的激动心情。从此默默无闻、呕心沥血于核事业。

　　王老经常深入研究室班组，他待人诚恳、直率、坦荡，他既是大科学家、领导，又是长者、老师、同志和知心朋友，毫无官架子，平易近人，我们很快就成了他办公室和家中常客，渐渐地习惯了他的工作方式。他对我们很严格，但我们由衷地喜欢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了问题愿意找他请教，主动参加有他参加的学术讨论会。

　　在原子弹研制初期，从实验上掌握和突破爆轰物理、炸药工艺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领域。核武器动作离不开炸药作功，从雷管动作开始直至主装药作功，驱动和压缩核材料，国内学术界在当时几乎是空白。当时作为冷试验委员会主任的王老，与陈能宽和周围年轻人一起群策群力地自己动手，从火工品研制和炸药配方做起，奔波于实验室和长城脚下的十七号工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经过上千次的爆轰物理实验、动高压物理和中子物理等实验研究和元部件检验验证，在以王老和陈能宽为首的冷试验指导委员会直接指导下，精心设计和安排了几次重大的全尺寸聚合爆轰实验，为1964年10月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奠定了基础。

　　核武器研制和发展，离不开核物理实验诊断，而这正是王老的专业行道，从爆轰测试到中子点火试验，从冷试验到热试验，从塔爆、空爆到突破地下核试验近区测试技术关，王老不知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出了多少个点子。从完善物理方案、探测器的选择、标定实验到抗干扰措施；从测爆炸当量、核辐射测试以及当场活化等；从最早的一个物理实验组发展到强辐射脉冲诊断研究室的人才队伍，都凝聚着王老的心血和汗水。1966年12月28日进行塔爆氢弹原理试验，为了测量产品出壳高能γ聚变反应时间谱，我们在制订实验方案时坚持“沙里淘金，去伪存真”，从总γ本底高出被测信号许多量级下选取真实信号。为防止辐射本底γ，工程布局上在契仑柯夫探头周围安放屏蔽材料两吨多重的铅，将被测契仑柯夫探头准直安排于垂直离地面7米左右没有梯子的地下猫儿洞里。当时已60多岁的王老跟着我们一样顺着铁手架爬进爬出猫儿洞，实地考察实验工程布局。为了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测试技术，在20世纪60~70年代，他克服了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三次地下核试验，基本过了测试技术关。当时已是室领导的我，亲身感受了他是如何在科研第一线，指导我们选择地下试验条件、选择测试参数，克服与实验室完全不同的难度，选好实验方案，鉴别真伪信号，取得丰硕结果。　　

　　在1964年12月，王老就提出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概念，在1965年又提出用多束激光聚焦打靶进行聚变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王老亲自领着我们深入调研、论证，与上海光机所联合进行打靶物理实验，还专门写了推荐信，并要我携信去找科工委朱光亚主任，专题汇报惯性约束聚变研究问题。在决策研制建造高功率钕玻璃激光神光和星光装置阶段，在王老指导下，我们参与十多次的论证和规划会议，跟着王老、方正知教授等多次专程去上海光机所，选写了十多份论证报告、方案和纪要。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联合建成的星光、神光装置上，得到很好的物理结果。在此基础上，1989年1月，王老联同王大衍、于敏、邓锡铭和贺贤土同志一起致信中央，建议将激光核聚变列入“863”高技术计划。回溯往事，早在1984年9月，王老就向当时国家科委建议将受控核聚变能源开发列入国家长远规划，终于在1993年，我国将惯性约束核聚变列入“863”计划。王老自始至终关心惯性约束聚变和受控聚变能源问题，身体力行强调团队精神，不打杂牌，要打中国牌。

　　在九院人心目中，王老不仅是“两弹”突破时的功勋元老，第一代核武器研制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者，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新型炸药研究、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试验诊断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奠基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为九院高技术研究和“863”计划作出重要贡献。而且更突出地为九院培养了一支善于科学攻关、能打硬仗、不记名利、默默无闻、富有创新精神的科研群体。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王老以他一生科学家的品质，教育我们要思想敏锐、不断创新，对科学问题要经常问几个为什么。王老经常不断与我们晚辈谦逊淳朴地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我们也从这些毫无拘谨的讨论中获得教益。1967年，在与王老的接触中，我们大胆设想在地下试验中启用热核指示剂方法用于产品测试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经常到王老家去探讨切磋惯性约束聚变研究问题；还曾与他讨论过利用针孔照相用于热试验测试问题。记得1974年，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与我充分讨论γ激光产生的物理机制与可能性，选用何种同质异能素等问题，使晚辈们看到在他身上那种孜孜不倦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超前意识和创新精神。  

     在王老过80岁和85岁生日时，我和我的同事曾一起带着鲜花去他家祝贺，他总是鼓励我们说，对他的最好祝贺，莫过于做出科研成果来，希望我们以他为鉴，要比他做得更多更好更强。1998年9 月底，我和同事们一起去北京医院探望病中的王老，提到他德高望重，是我国大陆极少数可以问鼎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之一。他听到这样的评价后谦逊地说，他的工作只是沧海一粟，工作都是大家干的……离开了团队将一事无成。

　　是啊，只要王老的心脏还在跳动，他便永远心系祖国，心系科学和未来，永远不知疲倦地耕耘，而从来不忘那亲密无间、不分上下的团队精神。

    浩然正气  捍卫真理。  1969 年，我们在王老的带领下，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二二一基地进行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那是一次在戈壁滩花岗岩层里的平洞试验，由于任务紧、工程大，科技人员和战士们并肩在坑道里工作。然而，这里的通风条件跟不上，还不时地冒出氡气，浓度超剂量不断增加……王老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不允许在洞内饮水吃东西，防护口罩改用一次性的等等，并组织技安部门昼夜防护检测。在确信坑道安全后，才让大家进洞作业。没想到，王老的做法却遭到莫须有的批判，罪名是“扰乱军心”，“活命哲学”。王老立即反驳说，什么“活命哲学”，这是科学！科学最讲实事求是。就这样，我们终于排除干扰，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完成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王老和九院同志们极为悲痛。清明节那天，九院人自发组织去天安门送花圈，事先并未告诉王老，但王老得知后却执意要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他步行走在队伍前列，寒风之中泣不成声地细数周总理对我国核事业的关怀与爱护。当时，“四人帮”借此追查背景、发信调查，给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造成极大压力。王老挺身而出质问调查者：“悼念总理有什么罪？！”“这次活动是我自愿去的……”他用自己的铮铮铁骨捍卫了真理。

    精神楷模  师传万世。  王老的学生、同事遍布国内外，桃李满天下，师表传万世。他生活朴素、胸怀坦荡、敢讲真话，也能倾听不同意见。他总是以一分钟也不能耽误的急切心情，只争朝夕地拼命工作，争分夺秒地搞科研。他提出科研工作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他在工作中从不争功诿过，从不妒贤嫉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从不摆老前辈、大科学家架子，诚恳待人，关心年轻一代成长。那时我们去九院院部开会时，总愿意到他家看望他，更主要的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可以无拘无束地请教他。周围同志遇有各种困难时，他总要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别人。我们近区测试研究室原有一位普通科技人员叫张颂正，２０世纪80年代初已调到湖南省衡阳市工作的他不幸得了癌症。他去北京求助于王老，王老毫不推诿地帮助他到处求医。王老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极关怀，无论是科技人员、行政人员、秘书、司机或警卫员，无不感到王老的可敬可亲。２０世纪80年代，他回九院参加重要会议，时间再紧也要去看望他的部下和后勤秘书，树立了科学家、知识分子与党政干部、科研后勤人员之间同志式互相尊重、团结和谐的典范。王老为我们留下了一代师表的光辉形象，在我们心目中是永恒的楷模。　　

　　王老是“两弹”精神的缩影，是“一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热爱祖国、追求事业的献身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治学严谨、思维敏锐、勇于攀登、永不停顿的顽强创新精神；协同攻关、不计名利的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刻苦学习、谦虚勤奋的钻研精神；以及作为优秀科学家的崇高品德、谦虚坦荡、以德感人……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楷模。(作者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中物院科技委秘书长、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