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举行这次王老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我感到意义重大。
第一，对我国的教育事业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这次纪念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王淦昌的成就，特别是要了解他的品德，以及他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由此我们会产生这样的追问：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中国就是需要像王淦昌这样扎扎实实做事情，而且品德十分高尚，为国家为别人想得比自己多的一类人。
第二就是中央提到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建立创新型国家就需要创新型人才，从王老的生平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创新的人才要怎样去培养？王老在科学技术上，不断地深入到第一线深入到具体事物中去思考、钻研、解决问题。他从基础物理一直做到应用性很强的原子弹、氢弹，又到战略高技术，他把自己的研究不断地推进到新的领域，他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大科学家。
第三，纪念王老对于建设好我们今天的科技队伍意义很大。王老在科学技术上有很好的成就，都是他非功利的追求结果。我们要借王老的学风来弘扬楷模，从而纠正克服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杜祥琬（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王老非常关心我国核电的发展，从九院回到北京以后，多次找我向他汇报秦山核电站的进展情况。
秦山核电站方案推进到１９７８年以后，出现了反对自主的浪潮。王老坚定地认为，我们已经自己搞了这么多年的科研工作，很多预研项目也都取得了进展，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把秦山核电站高质量建成。王老还支持我们和外国进行交流，他说我们交流不是靠外国人，而是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来借鉴外国人已取得的经验，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记得秦山核电站准备装料前最终安全分析报告要经核安全局审查通过。王老就不顾劳累，和我们一起到审查会上去，审查了整整三天，他就从头到尾跟了三天，从第一次会到最后一次会，一次没落下。旁听的时候他也替我们紧张，怕我们回答不上来影响通过。核安全局审查有几千个问题，我们答的时候，王老就在旁边静静地、认真地听。最后我们通过了，王老如释重负地对我们说：“总算你们是对答如流。”——欧阳予（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方面，王淦昌确实是当代的一位大师，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伟大典范。
首先是“立德”。王老一辈子始终以科学来报效祖国。20世纪３０年代初，他毅然回到了贫穷落后的国家，报效祖国；６０年代初，他已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杰出物理学家，但是为了祖国，他隐姓埋名从事核武器事业。像王老这样一生用实际行动、用科学来报效祖国，这是最高尚的一种“德”。
其次是“立功”。王老为祖国立功，搞“两弹”、倡导“８６３”计划、建立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射线实验室……他的眼光非常远大，为国家的战略考虑，为祖国的长远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是“立言”。“立言”从做科研的角度上是指科学创新。王老一生始终怀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创新精神，其创新的眼光和精神非常值得敬佩。
王淦昌先生除了献身科学探索之外别无他求的精神境界、把以科学报效祖国始终作为人生目标，这两个方面的精神，我们后人应该好好的学习并传承下去。——朱邦芬（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
当初，组织上调王老来九院的时候，他向组织上表示，要以身许国，把所有的一切贡献给国家。后来证明，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诺言。
王老刚来九院的时候，面临很多困难。
其一，本来他在自己原来的专业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他这个年纪来说，正是大量出新成果的时候。而他来九院是隐姓埋名１７年，这１７年，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他了。
其二，中国原来并没有核武器的研究基础，所以在研究上遇到很多新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第三个问题是，王老以５０多岁的高龄，要承受当地的高原反应，挺不容易的。
当时的仪器设备非常少，国外对我们的禁运非常严，很多仪器都要靠我们想办法自己做。国家虽然大力支持，但处于困难时期，经费也相当紧张。当时的人员绝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实际经验，资料也找不到。所以当时总的情况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但工作怎样入手，大家都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王老来到九院，主要领导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为“两弹”研究的突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第一，王老和其他领导一起提出了各个阶段的工作目标、技术路线，列出了课题，并组织实施；第二，重大的课题，他亲身参加，以身作则；第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每隔一段时间，都在核物理实验方面提出新的课题。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国际上最早独立提出激光聚变研究。——朱建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曾经做过王老的秘书，他的两方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王老的爱国情怀。记得他在原子能所当所长的时候，有一次在大会上当着全所的人激动地说：“中国人学外语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大家都感到很震惊，议论纷纷。王老又说：“我们为什么要学外语，是因为国外的科学技术发达，我们要向别人学习。如果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发达了，全世界人都要学习我们，都要学汉语，那我们中国人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实际上，王老讲这些话是批评当时原子能所有一些人拼命学外语就为了考出国这样一个现象，并不是王老本身反对学外语。其实他自己的英语、俄语、德语都非常精通，而且到８０岁了还在学日语。王老爱国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他经常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说科技工作者学习和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祖国的事业。
再就是王老对科技事业的追求。王老一直希望尽快实现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正如大家所知，20世纪６０年代是王老首先提出激光核聚变这个概念。７０年代，王老积极地促进九院和中科院联合建成了大型激光装置，后来他在原子能院也开辟了准分子激光的关于约束聚变的研究，并积极推动将其列入“８６３”计划。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尽快看到聚变点火。
在王老去世前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那时他忍着病痛，关心的还是这项事业的发展。他在病床上说：“我们搞激光聚变的这支队伍，要加强团结、加快科研工作……”如今王老的遗愿要靠我们后人来实现了，相信由王老奠基的激光核聚变事业，在王老精神的鼓励下，一定可以被继续发扬光大，以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康力新（２１基地副总工程师）
１９７８年，王老在阔别原子能所１７年后又回来担任所长，由于当时正是十年浩劫后的困难时期，原子能所各方面的工作都还没有步入正规。王老的心情比我们年轻人还要急迫。
王老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学术活动。“文革”已经把整个所的文化氛围给破坏了，王老回所后每周亲自主持一次学术活动，要求技术人员都要上台去讲，而且他带头提问，带头讨论，王老的坚持对改变全所的学术氛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回到原子能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聘请专家。 “文革”前原子能所的专家人才还是很丰富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王老回去的时候全所副研以上的科技骨干还不足１０人。为了增强科研力量，王老提出聘请专家回所工作或兼职。他先后聘请了北师大的黄祖洽先生和堆工所的戴传曾先生担任副所长，然后成立了学术委员会，通过学术委员会来评审一些新的科研项目。
第三件事是解决原子能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从美国引进了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的辅助工程。为了充分利用这台机器，王老亲自前往核工业部、科技局申请资金。他还和钱三强先生等２５位专家联名向国务院写信，提出充分发挥大型扩建装置作用、组建实验室的建议。在王老这些科学家的推动下，原子能院终于在１９８６年成立了北京串列加速器国家实验室。
王老给串列加速器的题词是“创新求实”，这也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一直影响到现在。王老指出，在基础研究中，创新求实是最核心的东西，要勇于提出新思想、采用新方法，努力作出新的高水平的成果。——张焕乔（中国科学院院士）
有幸在王老的领导下与他一起工作了近１０年，现在想来许多事情还时常浮现在眼前。
１９９７年，我们研究室从美国引进并建立了一套激光装置。一天下午，我跟美国光谱物理公司的一些人一起在超净室里调试激光器，突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动静，回头一看，我顿时觉得热血上涌——王老坐着轮椅来到了实验室。我赶紧出去向王老汇报了工作情况。王老话不多，只是说你们继续好好工作。他走后，整个下午我的心情都难以平静。光谱公司的人听说是王老，都很惊讶，说想不到他那么大的科学家，坐着轮椅还亲自来到实验室。
１９９８年，王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他总是要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有时护士怕他累着前来干涉，王老就解释：“听他们谈工作我非常高兴，比吃药作用还大。”最后一次见王老的时候，他身体非常虚弱，已经不能说话了，连去看望他的人都有些难以认出，但听说是准分子激光的同事来看望他时，他睁开了眼睛，还挣扎着想坐起来。我们给他简要地汇报了工作，他时不时地点头。怕他累着我们匆匆告别，这时王老把手伸出了被子，并且在胸前冲我们双手抱拳，我们明白，王老是在对我们说：“拜托你们了。”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想着王老坐轮椅来到实验室的情形，想着王老病床上费力抱拳的一幕，我们能做的只有加倍努力工作，在祖国的科学事业上作出更大的贡献，以慰籍我们敬爱的王老。——汤秀章（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