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亲母亲，不论在外面名声多么大、事业辉煌，回到家里，他们在自己的儿女面前表露出的却是最最真实的一面。

　　大科学家、“两弹”元勋王淦昌先生在子女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王老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王老的小女儿王遵明。

平易近人的“王老头”

　　“父亲有五个孩子，我是最小的老五，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王遵明和她的老伴李伯伯在家里接待了我，已经年过六旬的她依然精神抖擞，从其面容中依稀可以看出王老的影子。

　　由于之前看过太多王老的事迹，在我的心中王老的形象高大无比，面对他的女儿，我不由得也拘谨起来。“您觉得王老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个问题慌里慌张就脱口而出，“我觉得他好像是神话中的人。”我赶紧补充。

　　王遵明立刻笑了起来，摆摆手：“不不不，我父亲这个人非常朴素，你可以问跟我父亲接触过的人，不管是同事、工作人员、司机、秘书，没有一个人说我父亲是有架子的，他这个人非常平易近人。”

　　她说，王老从来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科学家，而有一丁点儿的架子。当时在原子能院的时候，王老见了谁都打招呼，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别人见了他说“王老您来了”，他马上就站起来和别人握手。

　　有一件事情让王遵明印象很深。她说，曾经有个湖南的中学生给王老写信，表达了对物理领域的一些个人看法，其实那些看法很幼稚。但是王老每次都认真地给他回信，还专门到书店自己掏钱买些适合他读的浅显易懂的书给他寄去。

　　据李伯伯回忆，王老平时穿的衣服也是非常朴素的，就是中山装一类，有时甚至可以说有些邋遢，“有一次我到王老单位找他，传达室里的老大爷说‘哦，你找老王啊，等一会儿。’还有好多人管他叫‘王老头’呢。”

“工作痴”  “名利淡”

　　“父亲工作起来全神贯注，名言是勤能补拙。一个问题一来，他就会翻来覆去地想、去解决。他是个急性子，经常催他学生：‘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想法，你赶紧过来！你再不过来，我思路就没了！’”在王遵明的心中，父亲心里没有别的，装的就是工作，王遵明回忆，王老评价人有两个很重要的标志，一个是看他爱不爱国，比如某个人要出国想请他帮忙，他反复嘱咐“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啊”；第二个是技术、业务好，他经常说“这个人不错，业务好”。当某个科研小组里一个同志提出了科研上很好的想法时，他马上就宣布“组长由你来当”，因为他一心想着业务和科研发展，不会去考虑其他人事关系等方面。

　　王老在学术上一丝不苟，非常严格，他的弟子像王乃彦、丁大钊等好多跟他在一起工作的都挺怕他。“大家一听说王老要来检查工作，就特紧张，因为王老很严谨、很直、爱挑刺。我听说邓稼先就最‘怕’他。”李伯伯笑道。

　　在王遵明的记忆中，父亲对钱看得非常淡，他老说“钱没什么用，能有吃有穿有房子住就行了”。

　　“父亲家里的家具都是旧的，到处都是书，也不爱收拾。他老说这个不能扔那个不能扔，说不定以后用得着，结果弄得乱七八糟。”王遵明想起往事就忍俊不禁。

　　“父亲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对家庭孩子倒真是关心不够，也实在没有时间。我的印象里他就是老出差。国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除了看看京戏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他认为太多爱好是浪费时间。”

潜移默化感染家人

　　王遵明是名家之后，她和李伯伯也都是中科院的资深研究员，但他们在生活中却待人谦逊随和，可以说是受了王老的感染。

　　“有人问‘李老师你一点架子都没有’，我说我的岳父王淦昌不知比我高出多少倍啊，他都没有架子，我哪有资格拿架子啊。”李伯伯笑道。

　　王老对人真诚，有什么就说什么。“大家都说我父亲说话最直。他就这个脾气，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得比较简单。我想这也是他能够把全部精力用于科研并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遵明说。

　　王老把责任看得很重，他经常教育子女要负责。

　　据王遵明回忆，以前家里找王老的电话很多，他不在时孩子们就替他接了。因为怕父亲过度劳累，有的觉得不很重要，就没问对方是谁也没跟他讲。有时王老知道了，就会着急地说“这样不行，以后不管是谁来电话，必须要记录下来。”当知道来电者后，他都会亲自给对方回电话或回信。他说，别人给我打电话那就是有事找我，不管事情大小，既然找到我了，我就要对人家负责任。

　　“要以诚相待，要负责任。我们晚辈都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现在也是这样，一定要给别人回电话，否则是非常不礼貌的。”王遵明感慨，“一个人的能力越大，反而越谦虚。父亲是高山，他的品格对我们的潜移默化真的很大。”

　　王老爱帮助别人，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他都二话不说。“人家一提困难，他就想帮。”王遵明回忆说，“他生前还资助过好几个贫困学生上学，但他自己从来不讲，我们也一直不知道。后来整理他去世的遗物，我们才发现，可能那些孩子到现在有的还不知道资助人就是著名的大科学家王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