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科学成就卓越的物理学家，是我国粒子物理、核物理的主要奠基人和卓越的开拓者。国家“863”高科技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新中国的核科技事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创业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讹诈，核工业人顶压力、抗饥荒、战天斗地，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两弹一艇”的胜利攻关。在这一攻关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优秀科技工作者。王淦昌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他热爱祖国、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他胸怀坦荡、谦虚纯朴、清正廉洁、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崇高品德,他坚持真理、追求卓越、终生创新的科学作风,深深教育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王淦昌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牢记他的教诲、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弘扬他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崇高品德、高尚情操。在钱三强、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影响下，在几代“四○一”人的共同培育下，原子能院铸就了“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的“四○一精神”。这种精神、这种文化是我们今天荣以传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学习他“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

王淦昌先生曾经说过，“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为国家工作，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故来督促自己，勉励自己，使工作做好！”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何必回去呢？”他却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上马，并且发展到关键时期，就在这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工业，王淦昌先生成了首要人选。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关系国家安危的绝密工程，要求从事研究的人员必须绝对保密，对此，王淦昌先生没有丝毫的犹豫，铿锵有力地说出：“我愿以身许国！”字字千钧，这是一个精忠报国的科学家的心底之声。就这样，王淦昌先生隐姓埋名17年,致力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    

王淦昌先生一生做过许多极富创造性的工作，曾两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所以，他隐姓埋名后，有人曾为之遗憾。因为，如果他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但是在王淦昌先生看来：人之一生，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给祖国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值得自豪呢？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之中，与其他科学家一起，通过艰巨的创造性工作，研制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成功进行了第一次到第三次核试验，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以身许国”不仅是王淦昌先生生前的一句名言，更是几代“四○一”人爱国精神的生动写照。原子能院建院初期，一批核科学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像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于敏等，有的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阻挠，依然回归祖国；像赵忠尧、张文裕、王承书、杨承宗、郭挺章、邓稼先、戴传曾、肖伦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研究基地的建设，开启了我国的原子能时代。尽管苏联背信弃义、三年自然灾害袭击、十年浩劫摧残，但原子能院广大干部职工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发愤图强，甚至忍辱负重，成功地完成了“两弹一艇” 研制的攻关任务，为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改革开放新时期，原子能院广大职工仍然急国家之所急，为国家之所需，继续服务于国防建设，面向国民经济，发展核科学技术，致力于国家核科研基地的建设。可以说，原子能院57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广大职工“以身许国”的创业史。尽管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与我院第一次创业时期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精神是永存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仍然是我们的精神脊梁。

学习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研制原子弹和氢弹，是极其尖端的科学技术，世界上成功掌握这一技术的也只有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而我国是在美英垄断、苏联撕毁合同的逆境中进行的。与那些已制成原子弹的国家比，当时我国的条件实在太差，太落后了，只能一切靠自己摸索，从理论设计到实验测试仪器，包括方法都必须从头开始，艰苦创业。那时候王淦昌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工作的场所往往就只是一个碉堡、十几顶帐篷，风沙弥漫中，他们没有一天不是泥人。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是难以攻克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耗测定、轻核理论研究等一道道难关的。

王淦昌等科学家“敢为人先”的精神是贯穿原子能院发展历史的一根红线，也是广大“四○一”人进取精神的形象写照，它包含了挺身而出、勇挑重担的豪迈气概；愈挫愈强、百折不回的顽强韧劲；敢想敢干、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当前我院的发展正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环境，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突破前人、开拓创新的“敢为人先”精神，是难以实现跨越的。值得一提的是，“敢想”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敢干”不是脱离实际的蛮干，它是以科学、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的。“四○一精神”中，置于其后的“严谨求实”也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和诠释。

学习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对于科学研究，王淦昌先生是容不得一点马虎和拖沓的，宛若眼中容不得沙子。工作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大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和遗漏。”

1964年3月，王淦昌先生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炸药成型工艺的会议，以最后确定原子弹使用的炸药。本来他主张用一种比较先进的炸药成型工艺方案，并已经带着科研人员进行过几十次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在会上，有人提出另一种成型工艺方案，那是一种不及前一方案先进，但比前一方案更现实、可靠的方案。两相比较，王淦昌先生毅然决定放弃前一方案，而选定他人的方案。正是这种以大局为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争取了时间，保证了成功。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严谨求实”不仅是王淦昌先生生前为原子能院“北京核物理国家实验室”的题词，更寄予了老一辈科学家对原子能院事业发展的厚望。正是依靠广大职工“严谨求实”，原子能院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辉煌的业绩；正是依靠广大职工“严谨求实”，才奠定了原子能院在国际国内的地位；也正是依靠广大职工的“严谨求实”，原子能院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原子能院的品牌才有了今天这样高的含金量。原子能院职工应大力发扬这种严格严谨、严肃严密的科学作风，实事求是、不尚浮夸的科学道德，大力协同、海纳百川的科学胸襟。这种精神，尤其需要在今天年轻的一代“四○一”人身上大力弘扬。

王淦昌先生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优秀品质是“四○一精神”的生动体现。

大力弘扬“四〇一精神”，要求我们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同心同德，真抓实干。努力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爱岗敬业，开拓创新，严谨求实，努力谱写“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的新篇章。

大力弘扬“四○一精神”，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全院职工队伍素质。 “四○一精神”，既体现了原子能院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是原子能院几代职工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有一支拥有“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精神的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我们才能为“两弹一艇”攻关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今天，为祖国核事业的发展，为实现原子能院“三个一流”的发展目标，我们更需要一支具有“四○一精神”的勇于奉献、开拓创新、严谨求实的高素质职工队伍。

弘扬“四○一精神”，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四○一精神”能否发扬光大，转化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领导干部是关键。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发扬“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的“四○一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带领广大职工努力完成改革、发展等各项任务。

王淦昌先生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建设好原子科学城，为核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