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先生由于对世界核科学的卓越贡献，早已受到世人的尊敬和热爱。在与王老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王老无微不至的关怀。

不畏艰险  以身许国

我是在1962年初春与王老相识的。他当时对我说：“要报效祖国，任务重大、困难也大，要奋发拼搏、不辱使命。”

王老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几乎参加了全部核试验科研工作，带领大家攻克了各种科技难关。他一直深入第一线，组织领导和解决各种难题。特别是在有危险和困难时，他总是出现在大家面前，同我们战斗在一起，给我们壮胆助威，并同我们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共同闯过艰险和难关。有时大家叫他离开有一定危险性的现场去休息时，他就说：“你们要永远记住，一个真正的科技工作者，永远不应该逃避责任和危险境域。为了祖国核科技的研发，要用全部心血甚至生命来争取时间抢速度，圆满完成任务。”他以他的行动真正履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誓言。

王老一向关心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及健康等。当研制工作取得初步成功后，王老就向我们表示祝贺，并热情勉励我们再接再厉，为完成目标而继续努力奋斗。在一项研制工作中，当我提出的方案不被大多数人认可时，王老说：“我们搞科学技术的人，不能盲从，也不能骄傲，唯一的标准就是尊重科学实践及实验。”后来采纳我的方案完成了任务，王老又一次教导我说：“宋占京你要永远记住，科学技术的正确与否，是必须要经过实践来检验的。”当我们研制的器件被其他器件所代替后，研制工作势必要停止了。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研究院主管科技的领导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王老在这之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这个器件的研制是来之不易的，参加研制的全体同志是辛苦的，它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今后应该作为科学技术储备保存起来。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在技术指标上继续做些工作， 将来可能还会有用处的。人员最好不要都散掉。我想世界上任何一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都一定会找到用处的，现在用不上，可能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所以我主张保留。”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个器件真的被用上了，并成为核工程科技领域极其重要的器件之一。此项工作也获得了多个奖项。从这当中不难看出，王老作为一位科学家的远见卓识。

王老是李政道、李寿楠、程开甲、吕敏等著名科学家的老师，但他从不以前辈自居，在任何场合都以平等谦逊的态度，与学生及普通工作人员一起探讨问题，并总是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他向一切内行人员请教和学习。凡是同王老相处过的科技人员、工人、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没有不钦佩王老的。他经常带我们年轻人下所、室、组，解决各种各样的科技和管理问题，并叫我们仔细听、学和思考各种问题，听取我们的分析看法，鼓励我们学习再学习。他言传身教，是科技工作者的楷模。他当时已经60多岁了，但记忆力、洞察力比我们年轻人都强，并且十分注重培养人才。

动乱年代  忧国忧民

“文革”期间，王老始终牵挂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初，王老就对我讲：“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虽然成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测试数据拿到的少或是没有拿到，应该好好总结检查，提高我们的水平，并要真正做到周总理对我们的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同时还要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占京你知道，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试验成功，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是世界上最快的，是创世界纪录的，也是载入史册的。但我们整体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职责就是尽快尽力把这个差距缩小，赶上并超过先进。”

有一次同王老去北京出差。当时包厢里只剩下我和王老在一起,他对我激动地说：“占京你入党那么早，又出国去苏联留过学，在党内还担任过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等，但是你好好想过没有？我国目前的核科学技术还很落后，而我们现在又没有好好急起直追、奋发图强、全力以赴地去搞科技，难道你不觉得这样下去后果很严重吗？！占京，你作为一名党员，对这种坏现象、坏风气又做了哪些斗争呢？我把你当孩子看，你不反对吧？”我赶忙回答：“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感到是我的荣幸。王老师您批评得对，作为晚辈，我确确实实感到自己为祖国、为中华民族做的太少太少了……”后来王老从激动中平静下来，自己先流下了热泪，并且说：“占京，真对不起，我刚才不该那样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目睹王老落泪。我急忙说：“您那样教育我们是对的，没有错。要说错，是时空的错……”随后王老叹了口气说：“我虽然现在不是共产党员，但党内有不少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领导人和千百万好党员。中华民族会有希望的，但我多么希望党尽快好起来呀！好能尽快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尽快提高我们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促进科技文教事业向前向高发展。我批评你们，你们也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力量和作用又能有多大……只有等待时机的好转吧。”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都去抓革命了，促生产的就少了，单位之间都在为自身着想，派性严重，只有清除隔阂，才能做好工作。王老带领我们排除一切干扰，克服重重困难，任务都得到圆满完成。在大型协调会上，王老要求大家求大同存小异，放弃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偏见，大力协同完成国家任务。他严格要求院内人员首先自己做好，再去做院外的工作。他一直不断地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教他们学习、成长、提高，有困难就给予资助。在我回到院里工作时，仍然有不少被迫害的人员，坚决要求离开我院，不再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了。王老就一个一个地做思想疏导工作。他本人也被批斗过，但他并不计较这些，仍然主动挑起工作重担。他以其老科学家和老前辈的威望做通了大多数人的工作，使许多关键岗位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由于要动员和做工作的人特别多，王老也叫我以他的名义及我个人的关系做了一些人的工作，成功的很多。

1996年6月上旬，我从俄罗斯出差归来时，有位同事告诉我，6月8日举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书出版座谈会，问有没有时间去参加。我回答说，我一定去参加。这天上午9时，我来到京西宾馆参加该书出版座谈会。当我们到达时，王老早已等在那里，正同一些专家学者握手，当他看到我时，把手伸了过来，我急忙说：“王老您还是先同各位领导和专家握手吧，我可以等一下。”王老说：“没关系，他们多半都在北京，常常能见到我，你在四川工作，难得能同你见上一面。”我请王老在书上签了名。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王老是一位杰出而伟大的科学家、实践家、发明家、创造家，同时也是位平凡而朴实的人。王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作者曾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任科研组长、科研室负责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