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王淦昌院士的名字，是在南开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时候。参加工作到了原子能院以后，又在一些学术报告会上见到过王老，对他谦虚好学、平易近人的作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真正与王老的交往，是在1995年撰写王老的传记以后。虽然王老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精神和突出科学贡献，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长留人间。

1996年，原子能出版社组织出版全面反映王老科学成就和生活工作经历的传记。当时，出版社和几位作者都想给传记起一个比较响亮的书名，但都被王老否决了。他说，我是研究核物理的，别的我也不大懂，书名就用《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吧。他甚至不同意称自己是物理学家。对于自己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王老说，清华大学淘汰率很高，我是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不容易了。对于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的学位论文，王老则认为“测定β谱上限的工作属于‘锦上添花’，但是实在缺乏较大的创新性”。王老的谦虚品德由此可见一斑。至于人们赞誉他是“科学泰斗”、“一代宗师”、“中国原子弹之父”，他坚决申明：“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完全不对！”现在，我们常常看到报刊上介绍某某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某某大学”，真是令人为之汗颜。因为一则成绩是否优异，要由学籍档案证明，成绩优异是很难达到的；二则只要声明大学毕业，就完全可以说明一个人具备的基本学识。

当然，王老绝不是过分地谦虚。对于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提出激光打靶出中子的设想，他也申明是自己独立思考所得。

王淦昌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就，源于他对物理学前沿问题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源于他汩汩不尽的创新思想。20世纪40年代，在贵州遵义缺少实验条件的情况下，他独辟蹊径，在中微子问题理论与实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首开二体反冲实验物理的先河，日后一些物理学家，包括199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莱因斯等人的实验，实际上都是这一学术思想的具体实践。1964年，他在了解到激光具有强度大，方向性、单色性和相干性好的特点后，就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把激光与核物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可以发现新的有趣的现象。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撰写出《利用大功率激射器产生中子的建议》，在交叉学科领域开辟出新的科学研究天地。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根据高能加速器的能量优势和探测手段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导设计了更为现实的丙烷气泡室探测器，在世界上首先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重大科学发现，体现了一种清晰的物理思想：从事科学研究，要综合考虑技术手段的先进性、成熟性和取得成果的快速性。先进性要建立在成熟性的基础上，先进性是相对的，要以尽快取得研究成果为目的。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王老丰富的物理思想和卓越的科学胆略。

今天，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王淦昌关于利用从国外买来的先进实验设备的一段话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一定要在进行科学实验时把自己独创的科学思想融进去，并通过对设备的二次开发，使对设备的利用从‘自发’阶段走向‘自在’阶段。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独创性的优秀成果。”

在王淦昌院士诞辰一百周年到来之际，写下上述文字，作为纪念。（作者现任中核建设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曾参与撰写《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