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是谁？

　　人今年3月22日，卧病多年的彭士禄安详地走了，享年96岁。就在此时，很多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认不清他的面貌，更不了解他的生平事迹。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彭士禄生前曾这样平淡地说。

　　而彭士禄的一生是真正的传奇——

　　他是彭湃爱子，是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眼中的“小乖乖”，却在父母双双慷慨就义后，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赶尽杀绝，九死一生。

　　他堪称国士无双，是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主持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从无到有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从国外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了第一座大型商用秦山二期核电站……

　　他深藏功与名，为共和国的核事业“深潜”数十年。虽功勋卓著却从不愿宣传自己，将生前最后获得的百万奖金全部捐献；彭士禄从不认可有人称他为“核潜艇之父”，他说，“顶多算是一颗螺丝钉”……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彭士禄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这样写道：他“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从百年历史的褶皱里，从众人记忆的碎片中，我们试图用一段段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经历，拼凑出一幅彭士禄的生动画像。

　　一个姓“百家姓”的人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自己逃亡。”这是彭士禄人生中最早的记忆。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本是出生在广东潮汕大地主之家的公子哥，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后却“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带头烧了自家田契，带领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1929年彭湃在上海与周恩来共同从事地下工作，被叛徒出卖，在上海唱着国际歌慷慨赴死，年仅33岁。他留给次子彭士禄的只有一张模糊不清的合影，照片上有他亲手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

　　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就义，在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追杀的日子里，彭士禄过着“百家姓”的生活，先后有20多位贫苦善良的农民“爸”“妈”冒着杀头的危险给他打掩护，他们自己吃不饱，也要让小士禄吃上饭；难得有点鱼肉也先给小士禄，宁可自己啃骨头。共产党人林甦更是为了保护幼小的彭士禄而壮烈牺牲。

　　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8岁的彭士禄和相依为命的“姑妈”被捕，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女牢里，他又见到曾经抚养过他的“山顶阿妈”。这两位“妈妈”忍受着被倒挂殴打、灌辣椒水的残酷审讯，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牢房里几百位狱友见他衣衫褴褛破烂，还共同凑钱给他做了新衣裳。

　　几个月后，小士禄被单独押至汕头石炮台监狱，后又转押到广州感化院监狱接受“感化”，不知道挨了多少揍，被打了多少嘴巴，因怕病死狱中而被释放后，双腿已经不能行走的他沿着铁路一路乞讨爬到了一个“婶娘”家。

　　1936年夏天，祖母周凤才费尽周折找到了孤苦伶仃的小士禄，把他带到了香港，12岁的小士禄这才第一次读上了书。

　　转年抗战烽烟燃起，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彭士禄毅然与堂弟偷偷逃离香港回到广东惠阳平山，参加抗日游击纵队。1940年年底，彭士禄辗转被送抵革命圣地延安，周恩来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彭士禄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我才终于感觉，自己的天亮了”。

　　彭士禄虽姓“彭”，但在他心中自己永远姓的是“百家姓”。彭士禄的女儿彭洁回忆说，父亲经常和他提起，贫苦老百姓所给予他的爱，深深地埋在他心里，植根在他的心中。他老是觉得，自己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也还不完这个恩情。

　　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1896—1929）

　　极端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彭士禄一辈子不怕艰难困苦、乐观向上的性格。一家7位革命烈士，更给了他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解放后，当时25岁的彭士禄才意外得到了一张彭湃的清晰照片，照片上的彭湃风华正茂。这是彭士禄第一次看清父亲的容貌，彭士禄久久凝视，眼睛泛起泪光，动情地扬起笔尖，用颤抖的右手在相纸背后写下了几行字：“这是中国革命英勇的斗士！这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的爸爸——彭湃同志！”此后，彭士禄把这张照片一直揣在怀中……

　　许多年以后，在离世前的最后的一个生日，彭士禄念念不忘的依旧是他那句最初的誓言，“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贡献一切”。他是彭湃同志的好儿子，他用自己的一生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脚。

　　一个敢于拍板的人

　　“彭拍板”是彭士禄最为亲友同事们熟知的绰号，“拍板”也贯穿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1954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美国“鹦鹉螺号”下水，震惊了全世界。

　　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

　　1956年，正在苏联求学的彭士禄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准备毕业回国时，陈赓大将与他的一次谈话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我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已经31岁的彭士禄毫无犹豫做出了决定，改学原子能动力，两年后，他回国后主持中国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

　　在美苏等国核潜艇技术垄断的复杂国际形势之下，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国外资料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新中国核潜艇从无到有何其艰难。

　　彭士禄带领的团队中大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大多数人所学的专业也和核能没什么关系，对核潜艇建造方面掌握的知识几乎为零。中国对核潜艇的概念是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一个玩具模型，有关的技术资料是仅有的几本外国出版的核能原理专著。

　　为了培养专业人才，他既是学生也是老师，一边和相差十多岁的同事一起攻读英语，钻研外国专著；一边亲自开设多门专业课，向大家传授“核知识”。彭士禄说，要脑袋尖、屁股圆，脑袋尖钻进去，屁股圆能坐得住！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5年，代号为“09”的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彭士禄带领着一支几百人的先遣队，来到中国大西南峨眉山下，开始秘密研究建设核动力装置陆上模拟堆和装配潜艇的蓝图。

　　在这里，他们是一群“搞水电的”神秘人物，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就是“成都291信箱”。半年不见太阳、毒蛇蚊虫肆虐，吃着地瓜面窝窝头，拉着计算尺敲算盘，没日没夜地计算数据。彭士禄和科研人员计算出了10余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成功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最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

　　“彭大胆”“彭拍板”的外号就是这个时候逐渐被人叫响的。当时，研究人员常常为一些工程上的问题陷入激烈争论。因为时间紧迫，争论不休的问题最后总是交由彭士禄来拍板、签字。

　　五年寒暑，彭士禄领军建造出了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在启堆试验之前，他来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工程进展。时任核潜艇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麟回忆说，周总理当时非常认真地听，问彭士禄启堆安全性如何，心中有数的彭士禄信心满满：“不在话下”。

　　1970年8月30日，作为核潜艇“心脏”的核动力试验装置——陆上模式堆成功达到了满功率。四个月后，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情壮志，新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奇迹才让这群热血青年从无到有地搞出了核潜艇？彭士禄曾讲过一个自己“拍错板”的例子，核潜艇上的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原先设计采用垫片密封，出厂试验时不漏，装到艇上却不时地出故障。经过讨论，众说纷纭，但彭士禄当即拍板改为“O”形环密封，但结果是故障依旧。彭士禄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带人再一次查阅各项参数，发现螺栓的设计强度还有余量，于是加大了预紧力，问题就解决了。这说明了两个方案都没有问题，彭士禄又立马拍板恢复了垫片密封方案。

　　“对了，成绩是你们的，错了，责任是我的。”彭士禄说，“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也是在这一年，彭士禄在工作现场因为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可他说，“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核潜艇成功了，已经年近花甲的彭士禄又一次临危受命，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开启了中国核电事业的拓荒之路。

　　那一年，我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而大亚湾核电站总投资就需要40亿美元。既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人才技术也是空白，看起来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这一场代表国家的“商业博弈”中，彭士禄又做出了大量新的“拍板”——

　　没有人才，没有经验，就引进国外第三方机构作为顾问监督全流程，没有资金，就奔波各地创造性地筹集资金，为大亚湾核电站如期快速开展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大亚湾建设过程中，彭士禄提出核电建设中的“三大控制”，即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在中国核电站建设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彭士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段征程。当时，他已经被国家委任为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商用核电站。在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他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

　　半个多世纪里，属牛的彭士禄一直保持着一头拓荒牛的精神，将群体的智慧集成合力，从无到有研发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核电领域的攻坚战，引领我国核电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一个明白的“糊涂”人

　　与其说彭士禄是“彭大胆”“彭拍板”，其实更为确切的说，他应该是“彭明白”。在彭士禄同事们的回忆里，有关核工程技术的大事小事，他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

　　彭士禄的“老战友”钱觉新一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彭士禄。“老彭拍板的事情经过实践验证总是对的。我曾经问过老彭，你怎么什么都懂啊？老彭哈哈一笑，说人无完人，怎么可能什么都在行，但要懂逻辑思维，我是根据掌握的大量数据做出的判断。”钱觉新说，彭士禄心里特别明白，他的大脑里掌握着全部的实验数据，这是他能够大胆作决定的依据。“回想起跟老彭一起干核潜艇的日子，这辈子，值了！”

　　“我1963年毕业，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跟我说：‘小郭，搞核潜艇是我们一生的事业。’”从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当年的“小郭”郭天觉是和彭士禄共事时间最长的专家之一。他回忆说，从核电站主要参数到投资方案乃至施工前后的细节，事无巨细，作为总指挥的彭士禄都亲力亲为，一一研究、核算，大到反应堆，小到一个吊车的进场，他都一笔一划地记录在自己的“天书”里。那时没有计算机，彭士禄的大脑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里面装着整个核电站的几乎所有的数据和细节。郭天觉回忆说，当时参与大亚湾谈判和建设的外商都很怕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和经济都懂！”

　　但做一个明白人又谈何容易？彭士禄自己曾说，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

　　在另一面，对于功名利禄，名字里有一个“禄”字的彭士禄却“难得糊涂”。对于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彭士禄说，越糊涂越好。为公明白，为私糊涂，彭士禄一直以此自勉。

　　彭士禄在研究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时的简陋旧居（《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摄）

　　“我们都叫他老彭，从来没有叫总设计师或者主任这种称呼，我们都同吃同住，他不搞一点特权，对所有人都没有架子，几乎都没有发过火，总是和颜悦色地讲道理，一辈子都不求名利。”当年和彭士禄一起赴苏留学的工程院院士周永茂如今也已90有余，当年研发核潜艇经历的点点滴滴依然清晰如昨。

　　在女儿彭洁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最开始在北京的原子能所，彭士禄一周回家一次；后来到了四川，彭士禄基本常年住在工地，作为总设计师，不过就是住在卵石搭建的几间平房里；在核电站，彭士禄也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直到晚年，为了照顾二老的生活，女儿彭洁一家才和彭士禄共同生活在一起。对工作要求极高的彭士禄在生活上却无欲无求，“有间房住，衣服穿、有饭吃，再给点小酒喝，就很知足。”

　　1978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碌，对自己是受奖者毫无所知。当听到自己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很不适应，下意识地说，“我也能得奖？”2017年，彭士禄又把自己在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的100万港币奖金全都捐赠出来，为国家培养核事业人才……

　　“凡是公家的事情，例如技术上、工作上的事情必须要明明白白，公私分明，不能糊涂。但凡是对私的事情，例如名誉、职称、工资等，都是越糊涂越好，不要去追求那么多。”这是彭士禄教育后辈常说的一句话。

　　小时候苦难经历不可避免地对彭士禄的身体造成了影响，他年轻时多病，却一直坚持长年累月的超负荷的工作，只有49岁那次胃部手术才勉强休息了一个月。到晚年时，这些疾病开始更严重，但卧床许久的彭士禄一点都不糊涂，总是面带笑容，他的笑容也感染和鼓舞了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同事和下属们，这是晚年的他留给外界的最深印象。

　　《彭士禄传》曾记下了这样一段细节，在病重之时，彭士禄上了鼻饲，身上插了许多管子，孩子问他：“爷爷，您身上插这么多管子干啥呀？”他幽默地回答：“我在充电呢，充了电好过年呀。”

　　“你舍命把核火取来，在深海点燃，而你却俯首潜行，无声无憾。”这是彭士禄曾经的秘书叶向东写在彭士禄悼词中的一句话。3月30日，在《英雄核潜艇》的歌声中，彭士禄的骨灰被洒向大海。半个世纪前，也就是在这片海域，中国首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缓缓驶向碧波深处，彭士禄和战友们凝望大海，尽情欢呼。而现在，彭士禄以另外一种方式永远守护他所珍爱的祖国的海洋。（记者 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