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两弹一星”故事的陈福良老人 摄影：黎萌

　　上海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社区里，住着这样一批“80”后老功臣，他们都曾在青海的原221厂工作过。221厂地处西宁市西北的海晏县金银滩，那里研制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跟随“百年党旗红 国企新征程”暨“强国中坚 高质量发展看国企”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来到浦东，记者得知，他们常年义务在社区里的全国首个“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述生动故事。19年来，用共和国的光辉历程激励和鼓舞了众多人。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我母亲病故，我不能回来再见上一面。我父亲癌症，但当时正值工作需要离不开，又没有回来陪伴，都有遗憾。但是为了核事业也不后悔，而且是值得的。如果要再次选择的话，我还是要选择这项事业。”原221厂2分厂党委副书记陈福良说。

　　60年代在复旦大学学习化学的陈福良，毕业后第一志愿填报了去青海，“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说，当时具体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都不清楚。“只知道我们的事业是全中国人民利益的所在。”

　　大学毕业照中的陈福良（后排左三）

　　陈福良告诉记者，到了之后才体会到当地的条件艰苦，高寒缺氧，海拔3500米，整天刮大风，风吹石头跑，山上不长草。从上海去到那里，开始很不适应，心跳加快，口干舌燥，经常流鼻血，饭菜无法煮熟、馒头夹生粘牙……

　　原221厂质检处、生产处处长陈栋标，现在是“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讲解员，他说，“我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周总理在北京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中讲，年轻人就应该志在四方，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多数的同学，都服从党和祖国的需要，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了。”

　　原221厂2分厂质检科长许震贵，现在是教育基地的负责人。他回忆，“我父亲去世前，电报一封接一封打来。因为父亲记住了我曾说过的话，就是家里要是有什么大事，打一个电报我是回不去的，因为我们在保密地方。所以我爸让我妈一定要发三个电报，但是当时我们正处在第一颗氢弹研制的最关键时候，所以，没能回来看父亲最后一眼。”

　　同在原221厂工作过的王钰德，也是“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讲解员。她说，“我们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都有强国的信念，所以苦中作乐，用行动去捍卫理想。”

　　王钰德老人正在讲述当年的激情岁月 摄影：黎萌

　　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面对霸权主义的核威胁与核讹诈，为巩固新政权、树立新中国的国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建立了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221工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兴建的。

　　就是这样一批老功臣，在青海海北，头顶蓝天，脚踏草原，住帐篷，吃窝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中国的国防筑起了一道坚强的屏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六个月，法国用了八年，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的一幅展示图片

　　原221厂工程师朱孔阳说，中国用了10余年的时间，创造了“两弹一星”奇迹。我们通过“两弹一星”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新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为内涵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81岁的陈福良目前是该教育基地的党支部书记，他表示，“两弹一星”精神中的大力协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当年光靠221厂也不行，是因为有全国的支持和支援。所以，中国大有希望，想干的事一定能够干成。“西方想卡我们的脖子，过去不行，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记者 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