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故事

　　“在中国谈核电绕不开秦山，在秦山谈核电不能不提赵宏”，这是中国核电圈子里的一句口头禅。18岁开始，从内蒙古无垠沙漠到西北茫茫戈壁，从大西南山沟到杭州湾海滨，赵宏从一个工地转战到另一个工地，其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他兑现了自己年轻时立下誓言：“哪里需要建设我就去哪里。”

　　赵宏，中国共产党员，核工业功勋。从事建筑行业50余年，先后在市政建设、钢铁工业、核燃料系统、核电站、石化工业建设等诸多领域做出杰出成就。他参与和主持的部分国内外瞩目的大型项目，已被载入史册。以核工业部副部长身份兼任秦山核电总经理，从运筹帷幄的指挥者到具体执行者，从经历核电建设初期的沟沟坎坎，到迎来中国核电的大发展，赵宏可以说是新中国核工业发展特别是核电建设历史的最忠实见证者和参与者。

　　“技校”出身的土木工程师

　　1933年，赵宏出生于一个北京平民家庭。他的父亲是旧社会一名普通印刷工人，家境并不宽裕。晚年时，赵宏还曾向家人提起他的童年趣事：把咸菜塞进窝头眼儿里当干粮，与哥哥一起从国子监街出发，步行大半天去颐和园游玩。

　　由于家境贫寒，赵宏失去了升入高中、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1948年秋，年仅15岁的赵宏进入北京工业学校（今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当时，作为“穷人家”的孩子，赵宏的想法很朴素：一方面，这所学校包食宿，能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能在这所建筑类职业学校学一门手艺，早些挣钱贴补家用。

　　事实上，当时北京工业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该校从清华、北大等名校请来了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师，为学生讲授基础知识和制图学、力学、房屋构造学、测绘学等专业知识。学校良好的学风和教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感染了赵宏。在这所学校，赵宏学到了扎实的建筑行业的基础知识，并且养成了热爱学习的好习惯。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1年，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之时，赵宏学成毕业。1951年至1954年，赵宏在北京建设局担任技术员，从事小型道路、桥梁修建工作。

　　在此期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天安门金水桥南侧300~400米长的一段长安街由柏油路改造成石头路面。赵宏恰好负责该工程的组织管理。直到今天，这段长安街依然基本保留着当年改造后的样式。

　　1955年8月，赵宏被派往苏联克里沃罗格钢铁企业实习，具体工作是土建工程施工。留学期间，赵宏学到了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拓宽了视野。更可贵的是，他实践中掌握了大型基建项目的工地管理经验，为今后参与一系列重大工程管理夯实了基础。

　　赵宏回国后，组织上想重新分配他到重工业部建筑研究院工作。但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中国人，赵宏格外珍惜眼前的崭新生活，他迫不及待地要发挥自己在工地管理方面的特长，为新中国建设出力。于是，赵宏与几名苏联留学的同学一起找到重工业部领导，郑重表示：“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6年9月，赵宏被派到刚开工的包头钢铁公司工地，担任第二工程公司的一个工地主任。那时包钢的基础生活设施很不完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这丝毫没有减弱赵宏的工作热情，在包钢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

　　上世纪50年代二机部成立后，从各兄弟部门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1959年4月，赵宏被奉命调到西北参与建设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四0四厂）。从此，赵宏开始了与中国核工业的不解之缘。经过整整10年奋斗，四〇四厂基本建成，但由于国际环境恶化，中国核工业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1970年4月，赵宏进入四川北部大山里，参与建设了八二一厂，担任工程处主任职务。

　　“出了什么问题拿你是问！”

　　▲ 秦山开工后，赵宏（右）陪同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左）视察施工现场

　　1982年4月，赵宏被任命为核工业部副部长。1985年，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正式开工。不久，赵宏受国务院的指派，兼任该项目的总负责人。由于缺乏经验和技术积累，且国内尚无完整的民用核设施质保体系，1986年秦山核电站在建设中就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又被一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夸大，并被直接反映到高层，中央高度重视。更不幸的是，就在同一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这也直接导致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对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非常慎重，成立了级别很高的检查组去秦山调查。

　　1987年春节前夕，正在北京南礼士路核工业部招待所参加春节团拜会的赵宏被紧急召唤到中南海去参加会议。会上宣读了调查组的专家们的一致意见：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整体质量合格，但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解决。

　　会议结束后，李鹏叫住赵宏说：“赵宏同志，你是搞基建工作的，对现场比较熟悉，你去兼任秦山核电公司的总经理吧，好好抓一抓这个项目。”但李鹏最后的那句话却让赵宏如雷贯耳：“出了什么问题可拿你是问啊！”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指名道姓任命一个副部级领导去到一个基层单位担任总经理，这在那个年代也并不多见。

　　1987年，国务院下发了（1987）15号文件，任命赵宏兼任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1987年3月2日，核工业部党组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成立核工业部秦山核电公司，任命赵宏兼任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秦山核电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赵宏对秦山核电的建设和运行负全部责任。

　　当时留给赵宏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个历史责任由我来负！”

　　▲ 1986年3月20日，赵宏在秦山核电建设工地检查指导工作

　　尽管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赵宏一声不吭地将如山重任揽在肩上，立即奔赴秦山核电建设现场。此时的秦山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一个个检查组涌入秦山，对工程质量展开全面检查。有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们仅针对设计就提出了1400多个问题，由设计者对其进行答辩，反反复复历时10个月之久。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为稳定手下几千名员工的“军心”，赵宏曾在施工现场对那些怀有质疑的人大声承诺：“如果秦山核电站不能安全运行，这个历史责任由我来负！”

　　在应对质疑的同时，赵宏也在思索如何将秦山核电施工纳入正轨。赵宏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我到秦山后，首先认识到工程与国际接轨不够。尽管我们之前已在核工程方面有了丰富经验，但搞核电还是有区别的，必须要有一套国际上认可的质保体系。”他认为，“解决以前存在的问题只能‘治标’，要想‘治本’必须要建起一道捍卫工程质量的钢铁防线，阻止问题发生。”

　　很快，赵宏就和同志们一起按照国家法规着手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设计、设备、施工都必须有经过批准的完整的质保大纲和细则；参与人员必须有资质；使用材料必须合格；各项工作都有可追溯性并设立专门人员及时监督，最后按项目一项项进行验收……层层监督、环环相扣，确保工程质量合乎要求。

　　在工程质量上，赵宏从来没有任何妥协。被怀疑存在质量问题的工程，有的返工，有的重新做实验，并加强与国际间合作交流，重新审查，增加安全系统的安全系数。赵宏曾在大会上强调：“质量没有保证，付出再多努力也白搭。所有一切都按程序办，出了问题，决不姑息！”事后，赵宏总结道：“如果当年秦山核电的建造不与国际接轨，不建立严格的质保体系，那是建不成的。即使建成了也不会被认可。”

　　经过一系列整治，秦山核电建设于1987年10月后步入了正轨。

　　“最艰难，也最出彩”

　　▲ 赵宏（左2)、欧阳予（左3）、陈曝之（中）在秦山施工现场

　　由于工作原因，赵宏与家人聚少离多。在儿子赵一兵的记忆里，直到1977年赵宏被调到二机部机关后，父子俩相处时间才真正多起来。据赵一兵回忆：“我父亲总是教育我：‘做人要正派。’现实中他也是这么以身作则的。生活中，我能真切感受到我父亲身上两个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无私’和‘负责’。”

　　赵一兵说：“我父亲干工作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把工程建得最好。为此，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与个人前途。”同时，几十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工作经历，让赵宏养成了敢作敢为、绝不推卸责任的作风。熟悉赵宏的人都知道他有句口头禅：“出了问题我负责！”每当秦山工地遇到困难，他都挺身而出，挡住各方的压力。

　　当时，从美国一家公司进口的阻尼器被美国海关扣押，不允许运往中国。赵宏当机立断拍板：“我们自行研制。”后来，从德国进口的主泵运到现场后才发现尺寸并不合适。德方提出返厂修理，但运回去谁知道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阻尼器”？在争议声中，文件拿给赵宏签字。考虑到质量第一，他果断决定“送回去请德方检修”。所幸德方履行了诺言，按时修好送回中国。在秦山核电一期建设过程中究竟跨越了多少个坎儿，身为总经理的赵宏在关键时刻又究竟拍了多少次板，具体数字已没有人能记得清。

　　1989年4月，应中国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派了来自8个国家（包括美国、法国等）的11位核专家对秦山核电一期工程质量进行安全评估。专家们经过3个月认真检查，最后向我国政府报告：质量是令人满意的，没有任何安全问题，预期它是高质量的核电站。

　　▲ 赵宏在《秦山核电站》邮票首发仪式上

　　1991年12月15日，在国内外的怀疑目光中，秦山核电正式并网发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提笔写出“国之光荣”四个大字。

　　时隔多年，退休后的赵宏对家人总结自己一生从事建筑业、半个多世纪所参与的众多重大工程，感慨道：“这些工程里，我觉得还是秦山核电一期工程最艰难，但是也最‘出彩’。秦山一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中国核电的建造和运行开了路。我去世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埋在秦山。”

　　坚决支持“走出去”第一步

　　中国大陆核电实现零的突破仅仅15天后，中巴两国在北京就签定了以秦山核电为参考，合作建设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的协议。恰希玛项目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出口商用核电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高科技成套出口项目。

　　因为是“第一次吃螃蟹”，中方毫无对外出口商用核电站的经验。赵宏事后回忆，当时在核工业部内部关于向巴出口核电的问题仍存在很大争议。当时中方为恰希玛核电一号机组（C1项目）向巴方的要价是5.6亿美元，矛盾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巴方是否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二是向巴方的要价是否偏低。此外，出口核电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技术工程，同时牵涉到国际地缘政治，变数极大。但赵宏与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陈肇博等人一起，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中国核工业要迈出这“第一步”。

　　1993年，赵宏代表中国方面任恰希玛项目的总负责人。同年8月1日，C1项目开工。从秦山核电建设现场回到北京的赵宏，未曾卸甲稍息，又立刻催马上阵赶赴巴基斯坦。经过8年时间，赵宏30余次往来于中巴之间，在恰希玛核电现场长则数月，短则几天。他带领中国项目组高质量地完成了工程，受到巴方赞誉。2000年6月，C1项目首次并网发电，被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誉为“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

　　事实上，伴随着核工业第二次创业，中核集团从1987年就开始承建阿尔及利亚15兆瓦重水研究堆项目，打响了中国民用核技术出口的“第一炮”。当时，赵宏也是该项目出口的大力倡导者。在对外“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迫在眉睫，即中国核工业缺乏独立的对外法人主体。因此，赵宏等人又建议并牵头组织成立了如今的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使中国核工业“走出去”又一次迈上了正轨。

　　回首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赵宏等人当年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说，他们在中国核工业成功迈出“走出去”的第一步的贡献上，功不可没。

　　两次手术治疗严重颈椎增生

　　任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时，赵宏已经50多岁。在工程现场，他依然是当年那位带着基建队伍转战大江南北的闯将。他在工地每天要上下攀爬相当于几十层楼的台阶。一个电话呼叫，他就奔进18米高的主控室或深达10米的地下室研究解决问题。工地上的干部职工都被他这种工作热情所感染，大家的士气空前高涨。但是当秦山核电开始向“并网发电”做最后冲刺时，赵宏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在高强度的操劳中一点点垮了下来。

　　赵宏首次意识到身体出了问题是1991年夏天，当时他正在浙江莫干山开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总结会。散会后，他竟然在平地上就滑倒了，导致骨折。骨折容易治，但经过几次医院检查后，才确认是颈椎出了问题——严重的增生压迫了中枢神经，需要及时进行手术，如果情况不断恶化就会有瘫痪的危险。

　　当时秦山核电已进入调试阶段，事务非常繁忙，赵宏选择继续坚持工作。但是在工地连续跌倒几次之后，他不得已在1992年和1993年，先后接受了两次大手术。这两次手术风险较大，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高位截瘫。为了今后的工作，赵宏对手术寄予极大希望，很好地配合医生治疗。由于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康复后的赵宏又继续驰骋在核电建设的现场。

　　喝酒最爱“五粮液”

　　早年参与四〇四厂建设，由于嘉峪关属于“第十二类”最艰苦地区，赵宏每月除工资外能拿到较高的补贴。为此，赵宏还曾向家人开玩笑：“我一个月能挣40瓶茅台呢。（茅台当时约4元/瓶）”在工作之余，赵宏偶尔也自斟自饮解个乏。实际上在众多白酒里，赵宏更偏爱“五粮液”，这个喜好一直跟随了他后半生。1977年，赵宏调回北京工作后，晚上回家吃饭隔三差五就自斟自饮来两盅。他每次也不多喝，大约二两左右。

　　2008年之后，赵宏卸甲归田在家过上了有规律的退休生活。他有个爱好就是逛街，西单、东单、王府井等北京著名商业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逛街之余，赵宏也爱带着老伴儿下馆子。但他对饭菜口味没有特殊要求，尝鲜和开心最重要。

　　如今，已年近九旬赵宏依然关心着核工业发展。由于赵一兵后来也在核工业建设领域工作，父子俩算是“同行”，聊起来很有共同语言。赵一兵说：“我父亲经常向我问起各项目进展情况，从工地管理到矛盾问题的解决，他了解得很细致。有时候，他也向我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能感受到老核工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

　　(中国核工业)